羽戈:当台湾遗忘了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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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是胡适先生忌日。今年此时,友人Z兄到台北胡适墓园祭拜,发来一组现场照片。从照片上看,只见鲜花,罕无人迹,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正呼应了这个朝圣者的观感:“坟坛冷落先生胡”(这句诗应化自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当晚Z兄在朋友圈大发感慨:上了季羡林这老家伙的当!季先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情深意切,荡气回肠,大陆读者到台湾祭拜胡适墓,常以此文为精神指南。Z兄却道,季羡林对胡适墓园的描述,受制于感恩和仰慕的心理,并不属实,譬如胡适墓无论如何都谈不上“雄伟”;“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这一节更是幻象。他所见所闻,毫无神圣,唯有凄凉。在其看来,这种凄凉,源自台湾人对胡适的遗忘。

认为台湾人遗忘了胡适,绝非Z兄一人的感受。2005年,《远路不须愁日暮:胡适晚年身影》(杨翠华、庞桂芬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8月第一版,大陆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推出)出版,陈永发在序中写道:“令人困惑的是,近几年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海峡彼岸越来越受到重视,却在此岸逐渐遭人遗忘。”这里的“彼岸”指我们身处的大陆,“此岸”则是台湾。

2011年是胡适诞辰120周年,2012年是胡适逝世50周年。这两年,台湾学界纪念胡适的活动如火如荼,与此同时,台湾媒体却大泼冷水:台湾已经忘掉胡适了。曾在胡适墓前发表纪念讲话的王汎森告诉媒体:“现代社会是一个历史记忆保存很短的时代,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蒋经国是谁了,何况是胡适?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值得一说的是马英九,为了证明台湾并未忘记胡适,他特地跑去胡适纪念馆参观,且表示自己从高一那年便非常心仪胡适大师,然而,他去参观的时间,却非胡适忌日,因为“那天他忘了时间,等他发现后,时间已经过了”。这一幕真是无比反讽。

我没有去过台湾,无缘祭拜胡适墓,但是这些朋友、学者、政客的言行,足以使我做出判断:台湾的确遗忘了——至少在冷遇——胡适,正如他们遗忘了孙中山,遗忘了蒋经国,遗忘了傅斯年、殷海光和雷震。五年前,我曾与一位台湾商人谈起《自由中国》杂志和美丽岛事件,当时他六十岁上下,应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然而他只知演员雷震,不知政治家雷震,我说我与您正好相反,只知政治家雷震,不知演员雷震。后来上网查询,才晓得演员雷震本名奚重俭,雷震乃是艺名。

这能说明什么呢:台湾世风日下,台湾人数典忘祖?我则以为,这恰恰是台湾人和台湾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该如何对待造福生民、泽被苍生的伟大人物?这一般可分作两种态度。第一种以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所撰《怀鲁迅》一文为例:“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是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制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要言之,对于伟大人物,要拥护、爱戴、崇仰。

第二种,且看温斯顿·丘吉尔。二战之后,丘吉尔正在德国波茨坦与美国、苏联商讨战后世界秩序重建,从其祖国传来消息,英国大选,工党上台,他这个保守党领袖不幸落选。听闻噩耗,丘吉尔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他引用了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残酷无情,是一个民族强盛的标志。”此事还有后续。斯大林为丘吉尔打抱不平:“丘吉尔先生,是你领导英国打赢了战争,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民族英雄呢?你看在苏联,谁敢罢免我?”丘吉尔答道:“斯大林先生,我带领英国人民打赢战争,就是为了让英国人民能够继续拥有罢免我的权力!”不知这个故事真实度几何,不过丘吉尔所援引的普鲁塔克之言,正代表了另一种态度:对待伟大人物,不能止于膜拜,必要时刻,必须敢于抛弃、遗忘,当然这里的抛弃和遗忘,不是背叛,而是超越。

1945年英国大选,多数英国人没有投票给丘吉尔,不是忘却了他的盖世功劳,而是难以接受他的政策。说白了,丘吉尔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英国的前行需要以抛弃他为代价。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胡适,以及孙中山和蒋经国。胡适被誉为一代宗师,其实质则属“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思想以启蒙为主旨,他的工作接近于夯地基,譬如他关于自由、民主、宪政的论述,都是入门级别,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他因此迎来了浅薄之讥,一方面,这是一种必要的浅薄,常识必须被普及,否则将被谎言和谬论取代;另一方面,胡适必须被超越,如果对自由、民主、宪政的理解仅仅停留于胡适的阶段,这样的知识构成,显然无法支撑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转型。

台湾遗忘了胡适,不是胡适的悲哀,而是胡适的福音。因为当今台湾社会不再像风雨如晦的六十年前那样,急需胡适的思想作为养分,正如急需胡适的风骨作为脊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台湾民主已经从幼稚园毕业……一言以蔽之,胡适的理念,已经化作台湾的常识与共识。反过来讲,假如今日台湾一如既往需要胡适,需要胡适写作《从<到奴役之路>说起》,需要胡适写作《“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需要胡适写作《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需要胡适写作《容忍与自由》,这纵使是胡适的风光,却是台湾的悲剧。

话说回来,彼岸之不需要胡适,恰如此岸之需要胡适。我们不仅需要胡适,还需要鲁迅,甚至需要重读郁达夫《怀鲁迅》,重审对待伟大人物的态度:哪些伟大人物需要被铭记,哪些伟大人物需要被遗忘。

一个需要伟大人物来拯救的时代固然不幸,一个无法正确对待伟大人物的时代毋宁更加不幸。

 

2016年2月28日初稿

2016年5月4日修订

 

供《中国经营报》

 

摘自:羽戈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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