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新加坡演讲《母语与母国》

摘要

陈丹青新加坡演讲《母语与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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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5MjQ5OTMy.html

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飞机飞过来时,往下看,以为会遇到几架搜救(注:马航MH370)的飞机。海面波浪非常细腻,远远看下去像皮肤一样,上面一小朵、一小朵云。然后就降落了。降落以后呢,非常快我就发现,太好看的一个岛,一个城市。

我不会讲演,每次都请邀请方给题目,看看能不能说。彭导就说新加坡华人对华语的教育,华语的前途,有各种担忧——我的无知和轻率就上来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过,我也说华语,跟母国有种种纠缠的关系,那就讲“母语和母国”。多么轻率啊,直到来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区,要慎重对待,要不然你会伤人,也伤你自己。”

此前我成个老油子了,这回有点紧张,新加坡是个让人紧张的地方。(众笑)刚才等在后台,看视频,看到诸位的大会开始了,好严重,像是开十八大的样子,一套一套介绍……但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点儿像日本,干什么事都如临大敌,结果来了个傻逼,不知轻重,谈什么“母语和母国”。

(众笑)

昨天差不多没敢出去走,宅在宾馆房间写发言稿。前天倒是参观了孙中山待过的小房子,当年孙先生在那儿聚众谋反——现在的说法是“dian fu国家#罪”(众笑)——照片里他跟一帮本地老华侨坐着,都长得很有样子,在那儿合计谋#反。

我是广东台山人,我的父亲这次也一起来看看新加坡。我们非常服气,没话说。早听说新加坡多么干净、多么现代化,眼见为实。我走了几圈,找不到一个地方让我觉得这里没弄好,那里又不对。没有——我来自一个丑陋的疯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过度赞美的,但现在也非常丑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对比。每次到日本,很沮丧,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个城市能够跟日本比比——随便日本的哪个城市——想来想去,想不出。

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跟上海比,很土,从前的东京人要飞到上海才能赶上应时的好莱坞电影。诸位一定知道现在的东京,也去过东京。这次在新加坡,我发现终于有座城市,住着很多中国人的城市,可以对日本说:“我们也很好,还比你大!”

可是父亲告诉我,半个多世纪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国,到旧金山,比较穷的,会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们祖村里有个人从新加坡回乡,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时候一样。他老婆气死了,就在门口打他:“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

南洋华侨曾经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过来,天翻地覆。二战以来,1965年以来,70年代以来,在座很多跟我同辈的人,一定目击了这个国家怎么变成今天的样子。

接下来试着谈谈我的不知轻重的题目:“母语和母国”。

我先要说,当我想到这个题目时,有个低级错误:我自己曾经是海外华人,要来新加坡,就把这里的听众也想成海外华人。我很谢谢这两天当地朋友警告我:这里是“新加坡华人”,不是“海外华人”,完全两个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纽约的身份。我在大陆被称为“海归”,所有仍在国外的华人羣体,被称为“海外华侨”。大陆还有个“侨办”,我们都是侨办的工作对象。所有海外华侨,说母语,或者不说母语,用母语批评母国,或者赞美母国,都会牵扯到剧烈的感情问题、情绪问题,有时候会打起来。因为母语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在所有国家,在所有历史阶段,语言问题从来不会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海外华人的变化非常大。我刚去时,很少很少大陆人,主要是广东人,其次是台湾人。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去过纽约就知道,华人小区再也不是从前的广东台山帮,中原大陆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FL功”。FL功要是在纽约街上示威,骂中国,就有东北大汉,女大汉,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这是今天的“海外华侨”。可是换在30多年前,我亲眼看见唐人街的广东青年过春节时,舞龙灯、耍狮子,舞到大陆开办的店面,会用狮子头伸进去拱几下子,同时戏谑地说:“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现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挂出许多五星红旗。

所以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变化,直接影响海外华侨的变化。此下我要非常审慎地区分,这么一大群海外华侨——北美南美的,西欧东欧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华人。

我来试试看会不会说走嘴。大家知道,大-陆是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地方。在这儿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随便一点。如果不能,大家当场告诉,我赶紧打掉几个牙齿,讲完后,再装回去。(众笑)

刚才说了,语言问题是政治问题。著名的文学作品,都德的《最后一课》,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国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语教育,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德语教育,绝对是政治问题。像早期东正教俄国和希腊语的关系,西班牙和整个南美国家的语言关系,也都是政治关系。中国就早一点了,中国的语言政治开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此后有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汉语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我生在大陆,只会说国语。我的第一语言其实是上海话,之后在江湖上混,会说几个省的方言。直到出国前,我没有母语意识,也没有母国问题,一切都理所当然。可是一出去,就发现我从小讲的普通话,在不同区域的华人圈,上演不同的剧情,这些剧情,就是母语和母国的不断错位。

我先到旧金山,见了一堆从未见过的亲戚。糟糕,几天内不能交流,他们生在那里,全说英文和台山话,可我只会说国语,最让我着急的是,我无法告诉他们,这几十年,一家人在大陆经历了什么,他们也无法让我懂他们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救星来了,是我一位表舅妈。表舅妈是缅甸华侨,小时候曾经拿着花去欢迎过周恩来总理,她能说国语——这倒有点儿像新加坡华人,说的是普通话——那几天我跟在她后面,所有讲话的场合,靠她翻译:中国人替中国人翻译。

结果我要飞去纽约了,语言靠山没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国大陆还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国家,我蓬头垢面,穿了条自己做的牛仔裤,排在机场的队伍里,表舅妈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里找,一找,找到一对台湾夫妇。哎呦!新救星来了,说国语。一路上五个钟头,我们聊到纽约。

可是这么一交谈,语言错位又来了:他们说的是“国语”,我说的是“普通话”,我很感慨:国语、京剧,国术、国医、国画,都是民国语言,我头一次当面听一位中国人很坦然地说,他讲得是“国语”,在大陆,没人说自己讲“国语”的。

到纽约后,我除了少数大陆朋友,此外的交际便是台湾华人,理由很简单,就是彼此懂国语,说国语。

可我很快又发现“国语”的错位。有一次在饭店看到一位壮姑娘给我们端菜,随口问“您从哪儿来呀”,她背过身去,高声回答:“自-由-中*国!”这句话,80年代初很多台湾人会对大陆过去的人说,口头语是:“你们大-陆”,“你们中#共”,我们的口头语呢,是“你们台湾”。跟台湾朋友初次见面,我们会说“解放后”,他们立即纠正,说,那是“沦陷后”(众笑)。我说“北京”如何,他们会说“No,对不起,陈先生,我们只说‘北平’,不说‘北京’”。我的祖父是国民党军官,黄埔七期的学生。1989年我终于去台湾见到爷爷了。我随口说起他曾经参加过的“淮海战役”,爷爷在那里被俘过,他说,那是“徐蚌会战”。1992年,祖父终于被我父亲拉回大陆定居了,父亲带着爷爷参观黄埔军校,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也是随口提到旁边的“广州烈士纪念馆”要不要去看看。爷爷大怒:“什么广州起义,那是广州暴动!”(众笑)。

那时爷爷很年轻,在广州当宪兵队长。张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共产党早期的地方领袖,三十多岁年纪,在广州暴#动,死了不少人,以后有个“广州烈士纪念馆”。

所以,明明祖孙之间,明明两张中国脸,明明说的是普通话,但是,不断错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个非常精辟的,朴素的结论。他说,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民国;香港是,清朝。(众笑)

非常准确。想想看,香港,没有被国民党统治过,目前回归了,我不想说她被共产党统治,好像开了五十年的支票,不会变,但至少我们说这句话时,香港真的是清朝。证据呢,据说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龙街区的告示,头一句话,叫做“尔等臣民”,还是朝廷口气。如果这是讹传,那么香港电影大家都看,《无间道》看过没有?两张超英俊的脸,一个是刘德华,一个是梁朝伟,拿枪盯着脑袋,说“我是当差的”(粤语发音)。

“当差”,是清朝话,不是民国话,更不是共和国话。共和国说“我是人民警察”,民国话怎么说,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么样,但不会说:“我是当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纪,还在讲:“我是当差的”。

台湾呢,是另一套说法。“本党同志”,“庄敬自强”,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台湾语言,就知道那是国民党败走台湾带过去的语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国时报报社走廊,还看到员工奖惩名单,跟电影里民国时期的格式一模一样。

大陆不必说了。凡是大陆出来的我这一辈,都记得各种口号标语,共*产*党是个语言党,非常会创造语言。五十年代,我小时候,百货公司顶层巨大的标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六十年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着石头过河”;九十年代变成“三个代表”;到了新世纪,“和谐社会”;现在呢,“中国梦”……

所以语言会变成人羣互相辨识互相认同的符号,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国的大陆人很少,我听英国留学的朋友说,有一次他看完电影,忽然有个女孩冲过来说“你们是北京来的?”“是。”女孩当场嚎啕大哭,说是太久没听北京话了。我在纽约时,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铁往回走,发现跟随的影子,有个人远远跟着我们,听我们说话。我就回头跟他聊。他说“你们是上海来的?”,我说“是”,他说:“哎呦,二十年没听过上海话了”。我说为什么,他承认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联合国的时候,他叛逃留下来,隐名埋姓。但毕竟忍不住思乡,夜里听到两个人在街头说上海话,就跟着我们。

这是方言认同,还不是母语认同。我相信伦敦的北京女孩如果听到云南话,不会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听到贵州话或者宁夏话,不会跟着我们走。所以在大陆,港台,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话语。三套话语之间,彼此很难沟通,有时甚至听不懂。

自古以来,中国是个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认同乡,认同姓,认同宗,但未必认母语,认国家。“国家”概念传进来,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来的名号。法国,英国,最早创立现代国家,有了“国家”这个词,这个概念。此后,各国跟上来了,爱国主义啊,叛国啊,敌国啊,友国啊,等等。你到东晋去问陶渊明,他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他会说“我是东晋人”。《桃花源记》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去问苏东坡,他会说“我是北宋人”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你去问董其昌,他会说“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经历了几个皇帝。他的画,那个时候也不叫“中国画”,甚至不叫“水墨画”。

所以,中国,国家,母语,母国,都是外来词的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华民国——台湾,清朝——香港,还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华人,缅甸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印度尼西亚华人,都没有经历民国和共和国,那里的人说广东话,闽南话,大致是清朝语言,是传统的母语。

问题来了,这两天我开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华人华语,讲的是普通话,写的是简体字,是共和国版本——据说贵国的李光耀会六种语言。我听说,他到台湾,跟蒋经国一块儿下农村,他忽然直接用闽南语和台湾农民沟通,小蒋看在旁边,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众沟通,我无法跟本岛人沟通”。我相信小蒋的政治思路,以后改变了。同样是这位李总理跑到中国讲演,听说是杨澜用英文主持,李总理就说:“No,今天我要说普通话”,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这家伙会说中国话!然后呢,他是剑桥毕业的,他用流利的英语跟西人辩论,他是位语言政治家。

据说,他启动了当时的华语运动,也据说,他持久抑制华语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对李总理的意见,但我想要说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绍——我读过一本书,也在其他一些书里得到印证,就是,整个亚洲地区落后国家为什么会在这两百年,一百年,经历剧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动荡。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启蒙运动以后。十七八世纪,英国、法国,建立了现代共和国,建立了现代国家概念。现代国家起来后,同文同种的人群在一个划定的区域,结合为共同体,很多小公国,封建主,小皇帝,变成共同体,便于调动资源和军队,抵御外敌,也便于侵略外国,使自己的共同体空前强大,这种共同体,被叫做国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欧洲日耳曼民族和区域。那里是欧洲后起的国家,受刺激时还是上百个小公国,是普鲁士人的农业区域,相比法国、英国,很落后。他必须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两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观念,新结构,新器物,学过来,本国的文化怎么办?我的民族记忆怎么办?所以最早,是德国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浪漫主义运动也是德国人弄起来的。大家如果去听华格纳的音乐剧,大部分是德国古代神话——用中国话概括,就是,德国人在他们的现代化过程中,在转型为现代“国家”的催逼之下,开始了中国人叫做“整理国故”的这么一个文化运动。

从此,不得安宁的是什么?就是所有后进区域都要转型为先进国家,都处于以上两难,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须作出选择——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传统、习俗,你很可能亡国;如果学来先进国家的器物、观念、思想、技术,你,第一步可能丧失自己的传统,然后一步一步丧失自己的记忆。

这是很难调和的事情。很难调和。

日耳曼地区当时对法国做出了回应。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强大了,也变成现代国家,变成所谓帝国主义。而这股现代国家的风,慢慢往东,吹到斯拉夫地区。斯拉夫地区也布满小国,往东,往北,还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虽然此前有过彼得大帝强行推进西化运动,但被法兰西共和国的现代概念一冲击——自由,平等,博爱——俄罗斯也发生了跟德国一样的运动。什么运动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罗斯人最好,最优秀,我俄罗斯文化最美,最善——还是,我要西化,我要学西方?

托尔斯泰那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别林斯基(V.G. Belinskiy),还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经历过同样的启蒙和挣扎。俄罗斯艺术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两派,有偏西方的,有偏东正教的,两种意见,两股势力。我最近的新书《无知的游历》,就是谈俄罗斯印象:我举出六个伟大的艺术家。作家是托尔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对应,音乐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尔斯基(Mussorgsky)对应,画家是列宾(Repin)和苏里柯夫(Surikov)对应。前者,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列宾,相对代表倾向西化的经验;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尔斯基,苏里柯夫,相对代表俄罗斯本土的经验。虽然后者的艺术语言全部学的是西方,是从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学过去的,但是他们的主题,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精神性,偏向东正教的旧俄——俄罗斯。

这样一种自卑的,骄傲的,纠结的,同时必须有所选择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开始从欧洲大陆,从斯拉夫地区,从俄罗斯,转到亚洲。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

这三个亚洲国家对西化的态度,西化的步骤,尤其是西化过程中的剧情,非常不一样。但无一例外经历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骄傲、挣扎——我们到底要全盘西化,还是保留传统文化?这种纠葛,比欧洲人,比俄罗斯人,更尖锐。亚洲文化,东亚文化,跟西欧文化差异太大了。中国和印度那么古老……此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清末,从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对西洋人的怨恨,恐惧,然后慢慢了解,慢慢想要学习,这么一个过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梦。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最后的选择还是西化,强国,不然你就被灭掉,至少,总是挨揍,受欺负。在日本,这条路曾经引发持续的政*变和谋*杀。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艾凯(Guy S. Alitto)(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凯,中文写作),他例举了一大堆名字,把每个国家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和反现代化、反西方的伟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尔,甘地。

在中国,是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无法复述。

他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是通例: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学毕业,甘地、泰戈尔都是这样——辜鸿铭根本就是外国人,二十几岁才回到中国——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忽然由于某种原因,一种内在的自尊,他们回向文化保守主义,对西方和西化的过程,持续抨击,希望唤起民众对本国文化的注意。这个庞大的历史叙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绍到这个样子。

略微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庞大腐朽的朝廷,最后,不得不屈服,不得不采取开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学生,留学的第一步,就是学外语。

所以,强国,西化,现代化,项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过去了,几代人奋斗、牺牲,从硬件上说,目前可见的器物指标——机器的“器”,物质的“物”——中国几乎全部达到了。可是在文化层面,对不起,改变是改变了,根子里,很难改变。要从文化深处现代化,第一恐怕还是语言,因为语言影响思维,思维渐渐改变现实。英语,可能是实现现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语言。香港是个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这几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语普及程度,似乎还没新加坡彻底。

印度是另一个例子,我无能回答。很多印度人会说英语,受英语教育,为什么还是脏、乱、差?为甚么印度不会出现一个新加坡——我无法回答。

我只能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中国人的制度,太早熟。什么意思呢?古代的例子,总要说到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语言统一的先例,语言统一,直接影响中国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国后来的科考受益于中国的启示,虽然他们到中国来,已过了明朝。直到今天,欧洲大陆的语言,不统一。

语言的统一,不统一,各有利弊,这里无法谈论。但是贵国的李总理是个语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国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语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这里,马来语是母语(注:新加坡国语);英语是实际上的“国语”;华语呢,成为辅助语言,对外,方便跟中国作生意,对内,可以成全族羣认同,族羣和谐 ——是这样吗?我希望大家反驳我,给我指教。族羣的母语不影响国家语言,官方语言,族羣假使落后,暂时也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李总理有他的算盘。

总之,全世界各国华侨,没有一国像新加坡华人这样,能说双语。美国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华侨,大家清楚,一辈子因为不会说英文而受苦。各种法律纠纷,各种歧视事件,各种日常生活,包括代与代之间的情感,因为语言问题,带来很多悲剧。

三、四年前,贵国《联合早报》曾邀请我来讲演,说,“你来,这儿有你的读者”。我很惊讶,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欢李光耀,也不喜欢新加坡,太干净了。”(众笑)就没有来。现在想想,真是个狼羔子,非常无知,非常粗暴。

为什么我不喜欢李?因为八十年代纽约有很多关于他和新加坡崛起的报导。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对的,另一方面,我很纠葛,因为我讨厌权威主义,讨厌儒家式的道德统治。我生长在毛时代,毛试图用极端的道德统治。我从小目击威权和道德统治,荒谬到什么程度,付出多大代价。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权威主义,想用变了形的儒家道德统治,都会反感——所以,我刚才说的话,并没有资格,也没有意图,为这里的语言政策辩护。诸位生活在这个语言场域,你们的痛感,你们的心理,跟我不一样。我需要诸位指教。

母语,讲还是不讲?讲多少?讲到什么程度?永远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几乎举不完。在语言问题上,我们非常容易受伤:对外容易受伤,对内也容易受伤。

大家一定听说太多华语家庭,我指的是华侨——这里的情况,请诸位告诉我——就是,我所见过在欧洲的温州人,在美国的福建人、广东人,很多很多悲剧,来自家庭两代之间语言无法沟通。对外,事情就更多了:你开个罚单,来张传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亲眼在纽约海关口见过很多台山乡亲,大嫂、老太太、乡下小孩,站在官员面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必须临时请人帮忙,才能过关,双方都困扰。

我女儿在美国长大,不会读中文,也不会写。她会说,但词语有限。我在大陆有不少年轻读者,比我女儿还年轻,但女儿从未读过我一本书,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语言的安全感,推至极端,历史上许多国族要征服另一个国族,第一件事,灭你的语言。人杀不光,灭你的语言。

昨天这里的客人问我,目前此地实行这种双语教育,弄得英文没那么好,汉语也一般,我怎么看?我想,其实很简单。各种统#治术里,最聪明的统#治术,就是愚*民教育——让你大约知道一点,但不很深。(众笑,鼓掌)

(你看,动到诸位这根筋了。)

中国从先秦开始,孔孟开始,就知道愚*民教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国学,但我知道孔孟这帮聪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诉君王,你怎么统治老百姓,怎么耍他,他还不知道。愚#民统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为什么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经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简直出神入化,就是,民开始自愚(众笑)。今天大陆的太多现象,一句话,就是“民自愚”。

那么,母语在国内的情形怎么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现在一讲到新加坡就紧张(众笑)——我要告诉大家,大陆的中文教育,中文水平,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辞职。我完全疯掉了,四年招不到一个研究生。为甚么?英语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绝对不可以。我对政治、英语的统一考试,深恶痛绝,最后决定不干了。可是呢,另一面,我发现所谓报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写不下来,一张字条,写不清楚。我回国后,在南北各地大学有过讲演,所有学生的提问、错别字、笔误,所有的文句不通,几乎一模一样。无论清华、北大,还是别的大学,一模一样。

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年轻人,太多小学中学老师、大学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大家可能听说有位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弹,伤了中国作家的心。他说,中国当代写作,中国当代文学,致命伤,是“语言不好”。这太荒谬了。你可以说俄罗斯作家、法国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评俄罗斯或者法国作家,说他“语言不好”,那是断命根子。在所有国家和时代,一国的语言,总归是诗人和作家(包括哲学家、思想家)语言最好,结果中国作家全体性“语言不好“?这是剧烈的批评,致命的批评。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当代作家,从80年代到现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一个人通双语。不通双语,对世界文学,世界讯息的大参考,大思维,本身的知识结构,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他举了民国的例子,他说,鲁迅、郁达夫通日文;胡适、林语堂通英文,张爱玲用英文写作……好不容易,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个高行健用法语写作,得了诺贝尔奖,可是中国政府不认。我记得朱镕基说,“他是法国作家吧!”。这句话厉害,一句给你挡回去。美国还有一位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大家听说过,名叫哈金,我见过他,很尊重他,是个憨厚的人。他的文学立场非常清楚。他也得过美国文学大奖,中国政府也不提,国内的写作圈提起他,好几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里。

母语在母国的状况,尚且如此,海外华人,海外华语,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讯息又彷佛极乐观。台湾诗人痖弦先生告诉我,他说,华语写作是全世界各语种罕见的现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罗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国家也有,但从来不会在外国组成自己的俄罗斯写作圈,西班牙写作圈。没有。全世界只有华人,用华语写作,到任何地方,温哥华、旧金山,更别说纽约、华盛顿,一定会有个小小的华人作家协会——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赶紧停住,少谈新加坡。(众笑)

我听了后,不知道这是语言的讯息,还是民族性讯息。不知道该高兴呢,还是不高兴。为什么?刚才说了,中国是个庞大悠久的宗族传统,人类学术语叫做 “熟人社会”,个人服从家族,为了家族,可以牺牲个人。中国现代化了,可是骨子里还是宗法传统,熟人观念一点没变化。中国人是一流的羣居动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协会,不一定是文学讯息,而是羣居抱团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协成员。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协,我是单干户。

不管怎样,我想,没人能够否定,母语,不管哪国的母语——我不想强调中文——都是人的“庇护所”,是人的“存在感”。语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学的,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个国家的所有人休戚相关。

我热爱中文,但我不是国家主义者。语言问题,我的体会不是诉诸羣体,诉诸国家,诉诸政治,而是诉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语,提炼她,无论说话还是写作,把母语弄得更有意思,一个一个的个人,母语说得好,写得好,未必影响整体,但会是母语的光荣,母语的骄傲。

这里我要说到我的老师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听说过这个名字。(台下举手零星)谢谢大家。不是很多,国内也一样,每次请听众举手,大约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几乎一辈子没有名声,也没有组织,没有任何背景,不属于任何作家协会,就是一个人。他毕生只有一件武器,护身符,就是他的母语写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写了二十二本书,有哲学书,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论文,等等,不能发表,也无意发表,文革初,全部抄没了。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就在狱中——其实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监狱,把他关在地下室,有水渗进来——继续偷偷写作。大家想想看,那样的年代,你狱中写作如果被发现,罪加三等。我亲眼见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写满。写完后,缝在棉裤内层,日后带出来。他为谁而写?不为谁写,更不可能发表,不可能被看见——他为自己写。他写的不是政治论文,也不是政治抗议,而是诗、散文和随笔。他只为写作而写作。在绝望的环境中,他让母语陪他一起玩。当他失去尊严,失去安全,几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语写作活下来,他说,他是“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救出来”。

出国后,他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一时引起轰动,刚才说的那位诗人痖弦面对许多台湾作家,亲自击鼓,念他的散文。他被称为“文学不明飞行物”,因为你去查1949年以后所有作家名单,没有“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岁时,2006年,终于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陆出版。不明飞行物飞到大陆了,引起小范围惊讶。没想到的是,很多“80后”,“90 后”,喜欢阅读他的书。他过世之前,病重之际,上百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孩从各地赶来,守护他,为他送葬,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很奇怪,问:“你们为什么喜欢木心?”好几位青年说,“我们不懂他,但是愿意读,因为他,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写得这么美。”

木心曾经说,他对翻译是绝望的,屈原无法译成英文,陶渊明无法译成法文。他说,“我活在方块字里,死在方块字里,想想能够和屈原、陶渊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渐渐平了。”

他对文字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母语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文学的,美学的,内心的,精神的,和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语言困境,不太一样,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汉语,指向我们所有人的母语。

我想说,一个言说母语的人,可能不在母国,可能恐惧他的母国,被他的母国迫*害,但他的生命却是母语,他靠母语自救,甚至拯救没落的母语。木心先生,是一个例子。他用母语调整和母国的关系,可能正是凭了母语,在内心和母国分离。在木心的个案中,母语的力量,大于母国,高于母国。他说,“我是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他回国后,临死前,偷偷写道——我在他的遗稿里面发现的——他说:“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这段话,是我见过对母国问题的最高见解,非常决绝,非常潇洒。他把母国、故乡、老家、祖宅,统统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语。

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而是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思维,是尼采“艺术高于一切”的思维。自古以来,故乡、故国、故园,是中国古典诗人的终极乡愁,可是木心把故国、故园视为流亡之地。他用古老、优美、简练的母语——譬如“千山万水”,譬如“天涯海角”——实践了他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用母语推开母国,他背离母国的乡愁,对母语表达敬意。

不管新加坡华人面对华语是怎样的情结,但大家愿意同意: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母语,是屈辱和尴尬;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英语,另是一种屈辱和尴尬。诸位能说母语,又能说英语,比起海外千千万万不懂英语,只说母语和方言的华侨,我想,新加坡华人免除了双重的屈辱和尴尬。

我说错了吗?

再者,千千万万海外华侨,说着母语,或无法回到母国,或不肯回到母国,或回到母国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无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当过十八年侨民,我羡慕在座各位,为诸位骄傲。我羡慕,因为大家又会华语,又会英语。我骄傲,是因为大家仍然在为免除更深层面的屈辱,而争夺华语在更高层面的尊严。

今天就这样子,可以吗?

(全体热烈鼓掌)

(文章来自于缪斯社区)

摘自: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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