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替罪羊的“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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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没有奸商?当然有。三百六十行,哪行都有坏人,商人自不例外。在商言商,商人做买卖,就是要挣钱,商人言利,理所当然。在一个儒家学说盛行多年的国度,言利之人,被人看不起,在情理之中。况且,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一度甚至被打入贱民行列,所以,用“奸商”二字鄙夷一下商人,就成了时髦。

每到物价飞涨之时,人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奸商作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其实,在这种时候,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心术坏了的商人在中间捣蛋,但物价飞涨的关键,还是因为短缺。一旦供应充足,没有商人有这个力量可以垄断商品,太高物价,就算有商人联盟这样做,总会有不乐意加入的人破坏之,市场太大,没有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操控得了,囤积多了,不仅货物本身积压资金,储存也是需要成本的,万一到最后还卖不出价来,就会赔得底掉。这样的教训很深刻,没有多少商人,乐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是,在消费者眼里,物价飞涨给他们的直接刺激,就是商人作怪。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同样的东西,频繁地在商人手里涨价,罪魁祸首不是他们,还能是哪个?不用说,凡是在这种时候,社会必定出现动荡,而统治者稳定秩序的法宝,就是找替罪羊。现成的替罪羊,就是商人。拿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咔嚓掉了,马上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神效,老百姓立马人心大快。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经济一团糟。糟的原因,是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不乘抗战胜利的东风搞建设,而是大肆接收所谓的敌产。敌产的确定,就大有问题。按中国人的经商习惯,当年留在沦陷区的企业家,或多或少都得跟敌伪政权打点交道,不能说,人家打了交道,就是敌产。但是,在抗战胜利后,在唯道德主义的旗帜下,大多数沦陷区的产业,都成了敌产。而接收者,实际上是经过抗战八年,已经变得相当腐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所以,接收变成了劫收,不仅加剧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而且接收来的产业,都变成了国家资产,国民党政府因此成立了诸多国字号的大公司,什么中棉、中糖、中蚕之类,这些公司,跟所有国有企业一样,都经营不良,在那个特别的岁月,干脆就无法运作。所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经此一劫,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停工,经济实际上陷于瘫痪。

瘫痪的经济,却要支撑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由于战后英美的剩余武器大量涌入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在短时间内翻了几番,一场突然到来的现代化战争,使得国共内战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内战,其耗费也是空前的。显然,残破的中国经济,根本支撑不了这样的战争,所以,战争一开始,国统区立马物价飞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百姓连米都买不起了,民怨沸腾,工潮和学潮,都闹起来了。

当然,买不起米的市民,愤怒的目标,首先是米商,这些人被骂为“米蛀虫”。而国民党政府安抚民心的招法,也是打击米商。当时,上海米业公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杜老板在上海威名赫赫,无事摆不平,米业找万墨林做理事长,其实不是因为他米业做的大,仅仅是想借杜老板的名头,拉不来杜老板,拉一个管家也好。没想到,这么一来,却给万墨林招来了无妄之灾。当时上海负责治安的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背后的靠山是蒋经国,对于采用“列宁主义铁腕”治理国家,情有独钟。整顿秩序,平息民怨,他要拿万墨林开刀。事实上,选择一个具有黑社会背景的所谓的米业老大,拿来杀鸡儆猴,制造舆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结果,万墨林被抓,关进了警备司令部。宣铁吾公开宣布,万墨林具有黑恶势力的背景,囤积居奇,操纵米价,要以军法严惩。好在,杜月笙毕竟在上海树大根深,基础雄厚,任凭这样,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万墨林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捞了出来。在万墨林锒铛入狱期间,上海的米价依旧狂涨,如果政府限价,那么米店就空空如也。为了应付局面,政府只能加速通货膨胀,让一个政府雇的清洁工的工资,要用麻袋装,领了工资,马上跑步进米店,晚了一步,米价就又是一个样了。

到了1948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的规模,经济已经崩溃。原因大家都知道,就因为内战。内战耗尽了国内的真金白银,拉得通货膨胀直线上升,物价,不过是通货膨胀的体现,这个大格局,绝非什么奸商可以操控得了的。但是,国民党政府此时即使有心停战,也力有未逮,想要稳定局势,遏制经济崩溃,还是乞灵于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组合拳,于是开始了金圆券的货币改革。

在内战不能停止的情况下,实现把法币换成金圆券的改革,原本就是一场必输的赌博。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金,即黄金储备和硬通货。但是,显然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准备金,原来的家底,都耗于内战了。但是,金圆券却气魄很大,可以直接兑换黄金和硬通货,政府也就真的强行用金圆券来购买民众手里的黄金白银和硬通货。幻想通过这样的掠夺,让自己的新货币坚挺起来。然而,这样的牛气的新货币,一出笼,实际上就是膨胀的,此后更是一路翻着跟头地膨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靠掠夺,使货币站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包括商家,当然不买金圆券的账。而一些大人物,包括杜月笙,自然要想办法把手里的黄白之物和硬通货转移到香港或者国外。眼看着,金圆券就要变成第二个法币,这时候,蒋经国亲自出马,亲到上海,作为经济督导员,以铁腕,整顿经济和金融。

小蒋出马,再次拿杜月笙开刀,以套汇外流的罪名,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同时,强令冻结上海物价。拿杜月笙开刀,震慑所有的上海有钱人。结果,杜月笙拉出来同样套汇的孔令侃,让孔家人告到老蒋门上,致使小蒋查不下去。而冻结物价的结果,是上海商家货架空空,所有的商品,连抽水马桶都算上,均有价无货。新一轮的打击奸商行动,又告破产。整个国统区的秩序紊乱,人心不宁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小蒋一轮又一轮的收买人心,打击奸商的铁腕行动,不仅没有安定下民心,连上海的中产阶级,甚至连杜月笙这种老牌的国民党支持者的心都寒了。这也是为何上海解放之后,杜月笙明知道共产党不容他,却只去香港,不肯去台湾的原因。

作者:张鸣

摘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uzc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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