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酉之变】官员都在坐等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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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规律惊人相似。让清朝由盛而衰的,竟然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因循疲玩”。癸酉之变已经过去200年了。当年一支飞舞的箭镞,至今还深嵌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着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想起1813年秋天那件事,嘉庆皇帝就感到窝囊:他差一点儿就当了大清的末代君主,并且,各级官员早就知道要出事,却都像请客一样,把问题迎进了紫禁城。

1812年一个宁静的仲夏夜,台湾知府汪楠,被淡水同知查廷华扰了美梦。

原来,查廷华他们抓了一个传教的人,此人不吃打,供出了一个惊人情报:明年中秋节,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目标是干掉嘉庆皇帝,建立新王朝。头子叫林清,突击队长名叫祝现……

汪楠稍作思考说:“犯人为了保命,什么胡话都会说。你知道谎报的后果吗?快把那家伙宰了,免得出去瞎说,给我们惹事。”

1813年初夏的一天,豫亲王裕丰的管家祝现有事请假,祝现的堂弟祝富庆偷偷来访,一是举报自己的堂兄谋反,二是举报林清在宣武门租房子卖鹌鹑,其实是在打造枪械。

毕竟是皇室宗亲,豫亲王一听就跳了起来:“有这事?我这就进宫禀报!”仆人备好了轿子,豫亲王却摆了摆手,沉吟半晌,低声劝导举报人:“做事要动脑子啊!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想害整个祝氏家族吗?此事到此为止,千万别再提了。”

8月以来,京城卫戍司令吉伦将军连续接报,说天理教徒很快就要攻打皇宫。吉伦十分淡定:“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我操这个闲心干啥?我九门提督的职责范围是九个城门,加强巡逻就是了。”

9月底,嘉庆帝结束休假,离开木兰围场回京,下一站行在是蓟县的白涧。为大老板服务的机会来了,吉伦立即率大队人马前往迎驾。

刚上路,一个参谋骑快马狂追上来,气喘吁吁地报告:“不好了,不好了,天理教徒混进城了,请大人即刻处理!”吉伦火了:“你们有完没完?想立功受奖想疯了?滚开滚开!”

参谋不依不饶,一把拽住吉伦的马缰绳,苦苦哀求:“大人……大人!您真的不能走啊,要出大事啊!”吉伦大为恼火:“我大清正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天下归心,你竟敢造谣惑众,等我办完大事再来收拾你!”说罢,一脚踢翻可怜的参谋,拨马呼啸而去。

10月7日中午,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正与客人觥筹交错。宛平县令和卢沟桥巡检破门而入,附耳低语:“昨夜、今晨,家住宋家庄的林清等人,骗过岗哨,经卢沟桥进了城,明天午后攻打皇宫,情况十万火急!”

刘镮之早已进入酒酣耳热状态,哈哈大笑起来:“幼稚、幼稚!你以为吉伦大人的部队是聋子的耳朵?皇帝老子家是大栅栏,谁想进就能进?别没事找事了,陪我喝酒。”

第二天,1813年10月8日下午3时整,天理教徒200余人装扮成卖柿子的、送货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东华门、西华门攻入皇宫。两天一夜之间,皇帝家中刀光剑影,箭矢乱飞。警卫部队惊慌失措,死伤过百,假如外援及时跟进,林清他们肯定会把大清皇宫连锅端!

凑巧,嘉庆帝的二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平时最爱摆弄冷兵器时代最吓人的玩意儿——火枪,这次派上了用场。几声枪响,竟然稳住了军心,逆转了形势。在禁军的围剿下,天理教徒寡不敌众,起义失败。

而远在河南滑县的另一支天理教队伍,稍早前已经起义,剑指北京。清政府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耗时三个月,才勉强平息事态。这件事发生于夏历癸酉年,史称“癸酉之变”,是清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大清重复历史周期律的不祥之兆。

“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嘉庆皇帝如此表达了他的震惊和愤懑。他发明了“因循疲玩”这个新词,指责汪楠等人不负责任,言下之意,如果他们干活稍微认真点儿,灾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至少不会闹这么大。

嘉庆皇帝想错了。触发癸酉之变的,不单是个别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整个官场出了问题。

清朝的吏治腐败很有特点:官员们除了“贪”,还特别“懒”,没人想做事,讨厌担责任,整天无精打采,敷衍了事。从乾隆中期开始,官场就如一潭死水,不作为是主旋律,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社会治理问题按下葫芦起来瓢。

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官员追求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目标明确了,办法就有了。

一是不犯错误才能升官。“多磕头,少说话!”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踢皮球,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汪楠杀人灭口,无非是怕给自己惹麻烦。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林清等人利用大饥荒,在华北农村轰轰烈烈地传播天理教。早在起事八年前,他就制定了先占皇宫、再取全国的奇特战略。

“要想白面贱,除非林清坐大殿”,如此直白的民谣家喻户晓,而在中国历史上,民谣一贯具有政治风向标的意义。林清完全没有保密意识,他们的一举一动在社会上是尽人皆知。对此,官员们个个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

二是上司满意才能升官。在清朝官场,官运不靠业绩靠上司。天大的事吉伦都不用心,唯独接驾很积极,就是这个道理。

把“唯上”发挥到了极致的,是咸丰帝的军机大臣王文韶,人称“溜溜球”。每当需要表态的时候,他的听力就急剧下降;事情如果足够大,干脆就彻底聋了。他是故意让领导说了算。

对于躲不掉、踢不走的皮球,官员们就稍稍糊弄一下,一旦领导追究起来,比较好解释。天理教徒都进了城里,吉伦的应对措施还是“加强巡逻”,显然是做样子、走形式。

某天,嘉庆皇帝咨询刘墉:“你看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刘墉支支吾吾了老半天,末了就挤出两个字:“尚可。”嘉庆帝苦笑说:“这么大的官也在混日子,工作根本不用心,怎么得了!”

官员们如此唯唯诺诺,真是又安全、又省劲;不但把责任推给了上司,上司还高兴,何乐而不为?

三是报喜不报忧才能升官。豫亲王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头年去京南游玩,他通过祝现认识了林清,受到热情接待,酒喝多了,就住林家大院了,临走还没少拿。要是皇上知道了,一切都完了!于是,国家利益自然让位给个人利益。对这种现象,费正清分析得入木三分:报喜不报忧符合清朝官员的利益。

同豫亲王一样,在洪秀全起义之初,地方官也是使劲捂盖子,巴不得长毛快去别人地盘上闹。直到太平军攻克了十几座城池,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烦。

魏源这样概括大清官场风气:“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谁信谁弱智。

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进入加速下坠通道,灾祸接踵而至,且无不带有癸酉之变的影子: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队只有4000人,根本没打算赢;太平军成气候,源于地方官帮忙;大清的海军吨位号称亚洲第一,却迎来甲午惨败;北京守城正规军达15万之众,被不到二万人的八国联军轻松拿下;甚至连辛亥革命枪响,仅是士兵无意中走火……

完全可以说,早在癸酉之变时期,清朝深陷历史周期律的命运已经注定;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癸酉之变只是第一步——费正清找到了原因: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癸酉之变已经过去200年了。当年一支飞舞的箭镞,至今还深嵌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着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王岐山同志指出:“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来源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新闻报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王岐山瞻仰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编者注)

无论是政权性质,还是立国宗旨,清朝与共产党没有可比性。但是,任何政权的正常运转和执政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广大公务人员的动员组织;公务人员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和工作能力、工作作风,直接影响施政质量和效果,关系政权的兴衰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行了两大意义深远的战略部署,深得党心民心:一是绘制了中国梦的绚丽蓝图,制定了改革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开展作风建设大扫除,正风肃纪,扶正祛邪。

这两大战略部署齐头并进,蕴含了严密的逻辑联系、深远的战略意图。

本文略有删减,原载中纪委官网。

 

作者:习骅

摘自: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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