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中国国情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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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百年以后,中国宪政几乎又回到了原点。这是否意味着宪政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对于中国就不 适合,难道中国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国情或者本土特色,注定要排斥西方宪政?其实外国专家也有过这种提法,日本的法学家、美国的法学家曾经给袁世凯主张,中 国不适合搞民主,搞得乱七八糟还不如恢复帝王制。很不幸这是个馊主意,袁世凯没穿几天王袍就死了。有位美国的法学家庞德说,中国需要一种具有中国性格,合 乎中国国情的中国宪法,不必抄袭外国。这句话比很多国情论者和本土论者讲得都更加精辟。问题是,中国国情到底是什么?这是所有的国情论者都说不清楚的。

在我看,凡是他们喜欢的就是中国国情,不喜欢的就是不符合国情。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对国情这两个字到底怎么界定。庞德的言论发表以后,1946年大公报就刊 登了一篇社论批评他的论点。“用他的话来看,中国当时所实行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合国情的,中华民国不合国情,地方分权不合国情,少数民族自治不合国情。中国 一直是华夏民族,文明至上,男女平等更显然不合国情。最后乃至抽水马桶也不合国情,因为中国一直只有茅坑,你为什么一定要换抽水马桶呢,茅坑不是非常符合 中国的国情吗,为什么要从茅坑换成抽水马桶。”国情论说不出什么,到底什么才算国情,什么不是国情。

我认为国情论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字面意义上的,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价值观。而且任何民族都有权利去维护这种价值,只要国 家不是殖民地、不是亡国奴,没有谁能够强迫你去接受别人的东西。在这层意义上,国情论是个伪问题,因为任何民族都有权力决定本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国家制度。无论是中国几千年的茅坑,还是西方的抽水马桶,人民决定接受了就是国情,所以被接受的东西,已经在实施的东西就必然是符合国情的。在这个意 义上,国情论不是一个问题。

但有时,国情论主要用来指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政治 上没有可行性。比如大家都觉得抽水马桶比茅坑更好,但问题是人民并不能够通过自由讨论,决定我们到底是用茅坑还是用抽水马桶。某些人可能想要抽水马桶,但 是皇帝不让用,皇帝自己用抽水马桶,大家还是用茅坑吧。所以国情论其实变成了一种难言之隐。这个制度有可能对我们国家更好,但是因为上面不让用,马上就有 很多学者站出来说,这个东西不行,不合国情。但这并不是原始意义上的不合国情。很可能这个东西实施以后对我们国家反而更好。比如联邦制,我能看出他若干条 好处,也可能有弊端,但是只有在进行试验以后,或者至少在公开的讨论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符合国情的,而不是把它划为一个禁区,这种国情是 一种被扭曲、被歪曲的国情。

改革开放30年向我们证明,人民的选择是让我们走出国 情论误区的最终途径。有一些学者要实现普世价值,有一些学者觉得不行,要顾及中国国情、本土特色。我觉得价值这个问题,不是学者能够说得清的,中国究竟要 不要接受某些西方价值?最后是由人民来决定的。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证明得非常清楚,我们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最小政府、依法行政、法治国家,这些东西 原先都没有,都是舶来品,一开始肯定也是不符合国情的,但如果你回到1978以前,人民公社那就是我们的国情,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呢,为什么要搞农村家庭 联产承包制呢?绝大多数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选择走这条路,国情论也就划上的句号。国情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更不是国情论者自封的、自说自 话的一种东西。

关于普世价值我也想谈谈,今天的题目是走向世界的中国宪 政,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毕竟是舶来品,中国接受宪政就必然意味着中国要和世界宪政当中的某些普世价值接轨,这确实会涉及普世价值与中国本土的关系。从宪法文 本上看,经过了99年,这些普世价值,像法治国家、保障人权,私有财产,征用补偿,这些发达国家所代表的普世价值,都已经成为我们宪法的一部分。我们的宪 法已经和世界接轨了。

但是,宪法的规定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宪法理念和现实的差距越 来越大,制度上难以突破,宪政文化也难以普及,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障碍,但是我们依然有理由抱有一种谨慎乐观的期望,毕竟30年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体制的 封锁,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观念。比如《行政诉讼法》,原先我们对依法行政没有什么概念,但自从1989年实施《行政诉讼法》,随着制度上的突破,制度的 实践及时推动了法治文化的进步,法治文化反过来又可以推动制度的进步,比如我们现在不断修改《国家赔偿法》,或者修改《行政诉讼法》,就是因为随着实践很 多地方还不尽人意。

 

作者:张千帆

摘自:于建嵘的东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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