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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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听见国内的评论家说,西方报纸没有副刊。在这里,英文又被当做西方唯一的语言了,因为英文报纸确实没有副刊,但是在德文报纸里,副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而在首屈一指的《法兰克福汇报》(F.A.Z)里,副刊更是自成一霸,举足轻重。

 

副刊和正刊一样,是独立的一整叠,平常的日子里每天有三四个全版和两个半版。要了解德国的知识阶层对什么事情关心、有什么样的品位,《汇报》副刊是一个标帜。

 

抽出7月15日的副刊:首页头条是一篇文化评论,对魏玛城的古迹维修加以批评。同样大篇幅的是一篇艺术评论,讨论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Leger作品,加上一张主题照片。另外两篇短文,一篇讨论恐怖片的翻新,一篇追悼一位刚去世的出版家。全版只有这四篇文章、两张图片。

 

第二页总共有五篇文章:两篇书评,一篇电视节目批评,一篇广播节目介绍,一篇小说连载。几个月来每天连载的是葡萄牙作家Antonio Lobo Antunes的《异端审判者手记》。副刊编辑推测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能落在Antunes身上,有意在这段期间连载他的小说。

 

除了连载长篇小说之外,副刊也经常有诗的刊出。一首诗往往与那首诗的一篇短评并肩出现。所占篇幅大约是一个全版的四分之一。如果台湾副刊上长篇连载是每天一千字的话,在德文《汇报》副刊上大约是每天四千字的小说内容。

 

两篇散文出现在第三页,附有插图。为了抵抗暴力、吸毒、竞争、排外等等不健康的社会气氛,有人在柏林组织了通宵达旦的“爱的大游行”;上百万的人走在柏林街头歌颂爱,欢呼爱,要求爱。两个散文作者表达对群众激情的不以为然。一夜之间,动物园里多了七十五万吨的人尿,死了三千株灌木和几百株树,草地被数百万只脚踩扁了,土质扁了整整九厘米,草根无法呼吸而死亡,一时的浪漫激情换得的是自然的破坏。

 

另外两篇长文分别是建筑美学评论和戏剧评论。前者追溯一个16世纪建筑师的心路历程,后者评介希腊悲剧《美狄亚》在斯图加特剧院最新的公演。

 

第四页全版只有三篇文章,分别评介土耳其的电影、科隆博物馆展出的60年代美术、小城基辛格的文化艺术节。角落里有一则文化消息,澳洲声乐家得了维也纳歌唱奖。

 

讣闻占了第五页的下面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的版面上有两篇文章:一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争议,一篇评论歌剧。

 

第六、七页都只有半版:评介一个摄影展、讨论“网络中的艺术与人生”,还有两篇非虚构新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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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每天五个全版的副刊,基本上有三种内容:评论、创作、文化消息。评论占了三分之二:文学批评、书评(分文学类和非文学类)、戏剧评论(舞台剧、歌剧)、艺评、影评、乐评、建筑评、摄影评、博物馆评……,加上对社会现象、大众文化、政治事件、国际关系、历史设释种种的社会批评。创作则以连载小说为主,诗其次,散文又其次,而周日副刊必有一两篇全版或半版的短篇小说,一次刊完。

 

一个全版只容四篇文章,可见文章篇幅之大、字数之多。文章又以评论为主,可见议题之严肃、讨论之深入。一个习惯了英国报纸风格的人,读《法兰克福汇报》副刊可能要大惊失色、落荒而逃;德文副刊硬得像块大砖头,可以将人砸死。相反的,《汇报》副刊读者会觉得最严肃的英国报纸都太花哨、太浮浅、太主观。

 

德国的评论者忌讳用“我”这个字。对一个事件发表批评。虽然是“我”的看法,也要以最客观、最无我的笔触写出。所以德国报纸,尤其是《汇报》,没有英国报纸上猖狂的专栏作家——谈国家大事的文章里可以以“昨天晚上我在厨房喂狗的时候”这样的句子开头。

 

德国人看重客观的信实稳重,英国人欣赏主观的个人魅力。

 

和台湾报纸副刊的轻薄短小正好相反,德国《汇报》副刊是长大厚重。

 

可是我还没说完呢。《汇报》副刊除了每天的五六个全版之外,还出一年四次的文学特刊;一份特刊可能有五十页全版。每个星期六有文学画刊,前后六个全版,用昂贵的光面纸印刷。譬如一个全版就刊一篇长文:《白鲸记及其插图历史》,或者《毛姆的再发现》。一个星期一次,在正常的版面外再加上《人文科学》版,以两三个全页讨论哲学、宗教、美学、文化方面较复杂的问题。

 

从轻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长大厚重的《汇报》副刊简直就是一份随着日报每天刊出的高级人文杂志。它没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读者甚至作者可以进入的园地。写稿人有三种:副刊编辑、副刊驻外文化记者以及邀稿的名家。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摆着菁英姿态。它在德国掌有决策权的中产阶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闪亮的铜脾,充满权威。我每有一篇文章在《汇报》刊出,德国邻居们会纷纷来电话恭喜,好像得了什么文学奖似的。

 

我却觉得《汇报》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国人的幽默;读副刊得正襟危坐在书房里,全神贯注地“做功课”,而不是边喝咖啡边吃煎蛋还穿着睡衣漫不经心地“看报纸”。作为《汇报》副刊的作者之后就发现:严肃深刻的文章可以给《汇报》,轻松的、挑衅的、另类的,就必须给别家报纸。《汇报》副刊风格有点儿像德国哲学,让人深到灵魂里去而绝对笑不出来。

 

但我满腹疑问:这样菁英取向的副刊怎么生存?为什么副刊读者不因影视媒体的泛滥、电脑网络的暴起而减少?为什么大众的流行品位不威胁精致品位的市场?

 

首先要发掘的其实是:什么样的文化机构能生产出如此丰厚扎实的副刊来?

 

——3——

 

副刊,占《法兰克福汇报》整整一层楼,有三十三位编辑、九位秘书、十五位副刊派出的专任驻外记者。在三十三位编辑中,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个编辑其实都是作家兼执行编辑,独当一面。与中文报纸副刊非常不同的是,每一个编辑都以写作为主;管建筑美学的编辑也许是建筑博士,专为副刊写建筑评论;管视觉艺术的编辑也许是艺术史专家,就得常写艺评。驻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记者也许应编辑之请写些当地的建筑与艺术评论;有特别需要,编辑会请报社外的专家执笔。也就是说,三十三位编辑各有各的领域,在他的版面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组稿的主编,也是执笔的“撰述委员”或“资深作者”。

 

负责文学的有四个编辑。就个人的背景和专长,自然地形成四个领域,譬如英语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就由三十六岁的保罗·英根代负责,因为他刚巧是英国和西班牙文学的博士,本身也写文学批评和散文,在1997年还得了德国出版人协会给的年度最佳评论奖。我的文章以英文写成,他就变成了我的编辑。在他的个人办公室里,我们一边讨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一边等墨西哥来的电话;他同时在向一个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个人就可以全权决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别的编辑讨论。

 

“其他三个文学编辑也有这样的权力,”保罗说,“基本上,大家对文学的鉴赏有一定的共识,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从来没发生过矛盾。有时候当我对一个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别人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也看一遍,为了客观。

 

没有总编辑,没有主编,三十三个编辑——“撰述委员”、“执行编辑”——是三十三个山大王,各自独立作业(当然有一位负责行政统合的所谓主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独立性还在于它与正刊的关系;它与正刊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头版社论有一个立场,副刊的评论很可能刚好是个相反的立场,而正刊没有权力要求副刊“配合”。

 

这份独立性来自哪里?首先,《法兰克福汇报》没有一个报老板,它属于《法兰克福汇报》基金会,除了报纸本身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掌有权力的是五个所谓“发行人”,各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五个领域,而五个人权职平等,因此负责正刊的“发行人”不能领导负责文化副刊的“发行人”。

 

五个“发行人”是五个山大王,各自为政。更关键的是,这五个人不是财阀,不是党官,不是政客;他们是资深新闻记者或作家,享终身职。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时,其他四人在全国新闻及文化界中寻访最杰出的人才,四个人都同意了才能通过。这个职位像一个最高成就奖,对德国的新闻记者和文化评论作家是一份极高的荣誉与威望。

 

于是报纸的领导层全是资深报业专业人才,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可能,也较少受个人立场、财团利益及政治势力左右的危险。副刊的独立性其实只是整份报纸的独立性的一部分。

 

——4——

 

身为德国最重要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的销数只有四十万份,在一个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四十万读者多数是大学程度以上的中产阶级,平均年龄四十六岁,很明显的是社会中掌有知识、决策权和影响力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的知识有一定的累积,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过程,他的年龄和阅历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较不是一个追逐流行寻找刺激的读者,说他保守可以,说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实上,”英根代说,“正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厉害、太花哨、太凌乱,无处不变,我们坚持不变,反而成为一种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帜。我们副刊从来没有考虑过降低品质或怎么迎合大众口味。我们有一定的读者,而这些读者对副刊要求很高。我们只有高标准,没有低标准。”

 

1989年柏林围墙垮掉之后,《汇报》副刊率先讨论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德国顶尖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与探讨,充分发挥公共论坛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万的“量”相当低,但它的“质”相当高,对社会的支配力及影响力因而极大。《汇报》副刊能够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态存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雄厚专精的编辑结构得以创造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为这个社会里有四十万人——四十万有知识权、影响力的人——支持一个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两者缺一不可。

 

再追问下去: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拥有一份独立于财阀、报阀、政客、政党的报纸?为什么一个报纸愿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资金在副刊上——十五个驻外特派记者专职报道文化消息?为什么一个副刊对社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为什么副刊如此受到尊重?为什么这个社会永远有四十万人,’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后浪怎么推翻前浪,永远有四十万人愿意每天全神贯注地读书评、艺评、影评、文化评论、文艺创作——四千字的小说连载、四分之一版面的诗和诗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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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报纸的副刊一个接一个消失。还没有消失的,承担着市场压力,而市场意指对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谓大众品位看齐。大陆的副刊在转型经济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忧色:副刊没落了。

 

副刊“没落”了吗?那表示副刊曾经“辉煌”过;可是我们仍旧记得副刊当年“辉煌”的重要原因:在没有真正新闻自由的时代里,社会的焦灼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载地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种种任务,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当那个时代过去,副刊卸下了过往政治所强加于它的种种异彩,回到它的本位,宁静平淡下来,不再呼风唤雨,这,能叫“没落”吗?

 

我倒觉得是新阶段的启始。没有大风大雨大灾大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众”社会,我过我的桥、你走你的路。一个副刊能使全国瞩目街谈巷议的时代已过,它就只能寻找一个局部的分众作为它的读者——四十万、二十万、五万,而不是辉煌的英雄时代的一百万!但别忘记,这是常态。

 

副刊在新阶段中面临的其实是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它所呼唤的是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什么品位和知识的读者群,从而决定副刊的面貌。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应该会有各种风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软的硬的、俏皮的严肃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副刊。雅与俗各有理直气壮的生存权利,但若是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读者而将雅俗掺杂,只能使一个副刊非驴非马,个性尽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读者。

 

可是无论是旧阶段或新阶段,副刊总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指标。社会有多么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么成熟深刻。如果我们的副刊因为坚持一种较深沉的人文素养,坚持对人生世事做较为复杂的思考、严肃的探索,而失去读者,而无法生存,那意味着我们还没有那“四十万”个中流砥柱,社会的文化体质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期望的程度。

 

于是,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只靠等待的社会必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镜子,更可以是,应该是文化的标杆,一大步跨在社会的前面。倒过来说,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会前进。副刊,可以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进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

 

做不做而已。

 

本文原载于1997年9月17日《文汇报·笔会》,发表时题为《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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