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中国文化人的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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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侠:钱钟书是有学问,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

他的《管锥编》不过是中国从汉代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四九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克思主义。从注经的角度讲,钱钟书堪称一绝,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编》压根就不想让你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的研究生要会五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

钱有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更没有。

“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研究些什么。《围城》嘲讽知识分子,“钱学”是对中国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围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说,人们却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学问的深奥我不大懂。但我读《围城》的阅读经验与读余秋雨的东西十分相似。都是先听说如何如何好,拿来一读,文字迷人,给人的直觉这人有学问。但当你再向深读,视野开阔了一点儿,就会觉得这人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

  老侠:我初读钱钟书是《谈艺录》,一翻开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花终生精力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你任何启迪。

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中国的传统诗文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仅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王朔:一些关于钱钟书的赞美,包括杨绛的回忆,大都讲钱钟书的“文革”厄运,但钱在此前的境遇还是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但这两位德高望重者似乎从不提那一段,感觉上,他们四九年以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侠: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良知。

  王朔:想起鲁迅的名言,怎么说来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沉默即死亡。

  老侠:这些年知识界有股极不公正的思潮,对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个个新的人格神,比如有关陈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还有个叫顾准的。

  老侠:顾准与陈寅烙大不一样。有一次纪念顾准的讨论会上,一些中青年学者对顾准并不买账,说顾的理论早落伍了。纪念顾准明摆着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极端恶境中的坚守问题。顾准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写出那些东西的。换一些人,知识再多,理论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写出那些东西。冯友兰可谓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后,特别是“文革”中写了些什么,全是垃圾。顾准的那种坚韧与良知,那种知识上的诚实,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学者文人所没有的。这些不屑于顾准的中青年学者,在知识上可谓学贯中西,但在做人上一无所知。他们用开放时代的知识去贬低顾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学勤就此写过一篇东西,很沉痛、很激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跃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顾准那样的诚实。

  老侠:陈寅恪的命运就不同了。对陈的赞美几乎众口一词,中青年学者都拿陈寅恪附庸风雅,似乎谁不赞美几句陈寅恪,谁就是狼心狗肺。我见过一些中青年学者写文章赞美陈寅恪的诗词。陈寅恪有学问,也有傲骨,他的历史研究颇有建树,可是他的诗词我实在看不出有多优秀,他的《柳如是别传》也绝没有那么出色。但一些中青年学者,连史带人带诗一起夸。就像对待《红楼梦》,感觉上凡是有点儿名的上层次的文人都写过《红楼梦》,刘心武关于《红楼梦》的文字,恨不得连书中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义,附庸风雅到这种地步,是个东西经这么一夸也就不是东西了,被糟踏得不成样子,成了个垃圾桶。中国知识界的附庸风雅、攀附权贵在造就一个个伪君子的同时,也制造着一个个垃圾桶。

把人夸得不是人了,而中国又没有神,你说他成了什么,垃圾桶。《红楼梦》并没有优秀到字字珠玑的地步,曹雪芹就好卖弄他的文采,动不动就开个诗社什么的,你一首他一首我一首的,没有几首能读的,占了太多的篇幅。

  王朔:中国文化人的媚态打小儿就耳濡目染,是根子上的,一代代渊远流长,不光是向权贵,向大众抛秋波,文化人之间彼此的互媚更情谊绵绵,波澜壮阔。

  老侠:你的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学者,或诗人或文化名人,一群陌生的小年轻的,第一次见他,毕恭毕敬地敲开门,进去就是没头没脑没天没地的乱夸一通,那老师一下就晕了,找不着北了。穿不上裤子的时代用无私的心灵捧人,小康的时代就用暴发户的挥霍捧人。

常从报刊上看到巴金老弟给冰心大姐的信,还有萧乾,那种相互的抚摸几近于宝哥哥和林妹妹,但我从未见过这种通信中有朴素的真性情,似乎彼此写信问候只是为了见诸媒体,向社会炫耀些什么。在老一辈中,王元化有些真性情。他讲起过早年清华园的生活,那种透明、畅快、自由的呼吸,是他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他的父母在清华教书,都是基督徒,从不干涉他的生活。还有李慎之老人,是现在还活着的世纪老人中,难得的有良知者,从他的文字中,还能读出真性情,还有种激情之思……要说冰心和巴金之间的那种惺惜,还有点儿才女与才子之间士大夫的遗韵。到了刘心武、王蒙这一代人,相互之间的夸就是赤裸裸的互媚。

百花文艺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名家论名家的书,一大批当红文人,你说我好,我说你更好,简直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王朔:有些夸也不全是世纪老人们自个儿的责任,很多关于“文化恐龙”们的吹捧文章,都是家属们在背后指使的。写传要经过家属的同意。这种把关有时比意识形态的审查还要严厉和苛刻,还要只准赞美不许批评。

  老侠:这种保护是一种利益关系。很多所谓的名人传记,严格地讲已经不是传了,而是他们的儿女们、家属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授意把他们家的“古董”写成什么样子。

  王朔:祖宗传下来了就这么一件值钱的“古董”,还有几道裂缝,一定要精心呵护,千万不能砸了。我觉得这些家属很愚蠢,非要把他们家的“古董”弄成很伟大的人物,不怕累着。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好像这样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爹(老舍),简直是个空头文学家。

  老侠: 不光空头,且很贪婪,榨干了骨髓还要吃。12月3号的《南方周末》,有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写巴金在医院中治病。但题目很大很吓人,叫《一个纯洁的灵魂——记病中巴金》。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记病中巴金”做题目,非要弄个“纯洁的灵魂”安上,似乎这样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话不好好说,偏说空话。

这种夸法是一套程式化的东西,已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程序一旦启动,就由不得你了,即使被夸者脸红心跳,大声断喝让赞美机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把输入的成仙成圣的词汇全部输出,否则机器不会停转。

  王朔:这就叫“照死里夸”。把死人夸活,借尸还魂。把活人夸死,丰碑永存。

  老侠:不要说“良知”“高贵”了,做人的最起码的诚实,对国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挥霍不起。这条底线太不容易坚守了。说谎是许多人的精神癌症。

不会说谎就意味着无法生存,说谎安全,说谎一本万利,空手套白狼。学别的东西比登天还难,学说谎学无耻根本不用教,一种娘胎中血液中的无耻。大跃进时,某科学家居然要从科学的角度论证高产粮食能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这种知识上的不诚实是最大的无耻。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论及黑格尔哲学,他说黑格尔的成功是“不诚实的时代”和“不负责任的时代”的开始,起初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后来作为其结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直至出现一个被一种夸大其词的魔法和隐语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时代。波普尔引证了一些黑格尔哲学中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述,结论是,黑格尔连起码的自然科学的常识都不懂,却能构造出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

  王朔:知识上的诚实与道义上的负责,是一个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这儿,要是守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侠:半步也不行。甚至脚根儿稍一动,就可能全线崩溃。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诚实问题。这是底线。道义上的勇气不够还可以理解,知识上的诚实一旦丧失,上帝也救不了我们。真正坚守在自己的写字台前,让一双锐利的眼睛俯视你的笔,这种自律就是良知。遗憾的是,这种人几近灭绝。多年前,在北大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个研究生提到了冯友兰,每天早晨拄着拐杖立于未名湖畔,面朝东方,等待日出什么的。

这个学生被冯友兰肃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动。其实,这种形式只是一种做出来的姿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知道这姿态很能迷惑一些人。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对日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会在五十年代去印度时有意回避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不会写出那么多御用的哲学垃圾,不会进入“文..革”时的写作班子。他自己的哲学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经成圣成神,但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坚守。而中国人对这类学者极为宽容,如同对那些沉默者的宽容一样。实际上,这种宽容决非真正的宽容,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相互庇护。

我倒更欣赏宗白华,这位老先生只对艺术有兴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地位者。他最爱干的事是去看好的画展,只要有,他从不会要求学校给派车,自己拎个包,拿着拐杖,挤上公共汽车就去了。

他对中国艺术的特征的感悟是现存的美学家无人能与之相媲美的。李泽厚的《美学历程》关于中国艺术的议论最精彩的段子,全部来自宗白华,有了宗白华之后,余秋雨还厚脸皮去“文化苦旅”。他肯定没看过宗白华的东西,或看了不以为然。

  王朔:但学院派对一些骨子里坚守的人却非常苛刻,类似一种懦弱者的同盟,真的墙不敢以头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纸糊的墙。久而久之,中国知识界的正义感全发泄在绵羊或猪的身上,面对一群蚂蚁的大义凛然和面对一只虎的委琐下作,也不知道那么多知识都到哪去了,字儿一认得多,人就变得小心眼儿。他们一开口,上帝就发笑。

  老侠:上帝不会盲目地发笑,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的下作连值得发笑的游戏都玩不好。中国只有读书人,但没有知识分子。经过近百年的启蒙和开放,仍不及历史上的司马迁和庄子。这两个人是中国读书人中罕见的清醒者。

 

来源:《美人赠我蒙汗药》

摘自:http://www.21ccom.net/index.php?&a=show&catid=41&typeid=13&id=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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