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空谈怎会误国,多难岂可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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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之说,最早可溯至《左传·昭公四年》晋平公与司马侯的对话。那是春秋时期,鲁昭公即位第四年,楚灵王欲效当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举,请天下诸侯到楚地会盟。收到邀请的晋平公就此与司马侯展开争论,他说,晋国有三点优势,可以免于危险,“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司马侯则答:“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言下之意,这不是三点优势,恰恰是三点危险。关于第三点:“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敌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在此,“或多难以固其国”,与“或无难以丧其国”对应,只是一种可能,而非一种事实,只是一种偶然,而非一种必然。

昭公四年是公元前538年,距今已过2500年。此间,“或多难以固其国”渐渐简化为“多难兴国”、“多难兴邦”,内涵却日趋丰富:有时是一种假设,与“殷忧启圣”联用,以唤醒国人的危机和忧患意识;有时则是一种激励,“多难”正在发生,希望国人不避水火,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兴邦立国;有时却沦为一种欺骗,以未来的“兴邦”,为眼前的“多难”辩护,说服国人接受“多难”的残酷现实,不仅以“多难”为必要,还以为合理,不仅以受难为合理,还以为荣耀。

由此三种情形,可见“多难兴邦”的内涵,不止含糊,而且矛盾:多难既可兴邦,却也未必能兴邦,苦难多到一定地步,则可导致丧邦。其内在的逻辑,全然断裂。其实许多约定俗成的汉语,皆是如此症候。如批判知识分子的“空谈误国”,结合历史可知,空谈者的力量,欲缚鸡而不得,谈何误国呢,“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误国者往往另有其人,却惯于把罪责推到空谈的知识人头上。对这些词语,若不加辨析而纳入口中,不仅有碍表达和思想,长此以往,还将使汉语被败坏,患上各种结石病。

再说“多难兴邦”。它的问题,仅仅出在内部吗?一个说法,能够流行上千年,必有其社会与文化基础。“多难兴邦”风靡的背后,则关乎中国人对待苦难的态度。

苦难在中国,俨然形成了一种美学和哲学。从上古开始,中国人便被教诲,要成功,必吃苦,孟子那段话,简直家传人诵:“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司马迁《报任安书》则一一举证:“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令我感触良深的一言,却非出自这些先贤。大学军训,连长欲立下马威,教训我们:看看你们那张脸,是个什么字?苦!这说明什么呢,人一出生,就要吃苦,死了死了,至死方了。然后大谈吃苦的必要性,口水纷飞,天花乱坠。这厮眉毛和嘴角下垂,一脸苦相,堪为其言论之注脚。后来我和他混熟了,问他吃苦谈是不是他的伟大发明,他摇头,说刚进部队之时,教官便这么教训他们,估计是老辈相传,不知渊源。他觉得极有道理,便牢记在心。岂止是他呢,蛋总说过,军训三周,唯一收获即连长这句话:人的脸,就是一个苦字。

恕我孤陋,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哪种文化,像我们这样,热衷于教育人们吃苦,极力发掘苦难的价值,以至生出了一种对苦难的痴迷与膜拜,苦难被道德化,承受苦难被赋予道德色彩;不愿吃苦、逃避苦难,反遭鄙弃。实则人性本身,不是趋苦避乐,而是趋乐避苦,正如不是舍死忘生,而是贪生怕死。固然可以视前者为美德,却不必因此鄙薄后者。后者可谓人类的本分。当本分被毁弃,人便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苦难美学与哲学,建立在拔高人性的基础之上。这种拔高,实质上则是拔苗助长,要求人人皆为英雄、圣贤,敢于吃苦,甘于吃苦,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人性被提到半空,道德便坠入深渊。

对此,狄马兄有一个精辟的论断:“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荒谬的苦难哲学》)这句话不难理解。在吃苦与享乐之间,你选择吃苦,也许还能谓之德行;如果你的面前只有吃苦一个选项,甚至你连选择权都没有,被迫吃苦,不由自主,那么你的行为,则与德行无关,强迫你吃苦的人或权力,显然违反了道德原则,也许它们便是苦难的源头。

我只想强调两点:第一,吃苦并不符合人性;第二,吃苦若非一种自由选择,便无关道德,不该受到赞扬。我们谈论苦难,不能遗忘了人性与自由这两个要素。

基于此,可知苦难绝不是越多越好,“多难兴邦”的前提大成问题。尽管要生于忧患,尽管要居安思危,尽管要昼警夕惕,然而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人,真正希望“多难”,你祝福一个人、一个国家“多难”,不是被怀疑居心叵测,就是被当成神经病。倘将苦难分作天灾与人祸,天灾无可阻止,人祸自然能避则避,越少越好。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一个错误:违背常理和人性。

多难而兴邦,其实只是小概率,正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千万人被拘,只有周文王一人写出了《周易》,千万人受厄,只有孔夫子一人作出了《春秋》,其他人则在苦难之中沉沦、死亡、湮没无闻,换言之,假如不拘而能演《周易》,不厄而能作《春秋》,还有多少人情愿受难呢,此中概率,不难测算。反观史册,多难之于国家,兴者少,亡者多,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二个错误:违背历史。

就苦难与国家的关系而言,能否兴邦,并不取决于苦难的多寡,而取决于国家对待苦难的态度:正视还是遮蔽,迎战还是逃避,铭记还是淡忘,反思还是麻醉……若是后者,一次灾难也许无法伤害一个国家,一百次灾难却足以摧毁一个国家,这叫“多难丧邦”,它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多难兴邦”。

对“多难兴邦”的大肆宣讲,并非对待苦难的正确态度,因其重心,在于“兴邦”,而非“多难”。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果论。结果至上,往往忽略了对原因的反思。一旦“兴邦”,谁还会去在乎“多难”呢,当“多难”的意义被放大,谁还会去追究它的成因呢?由此出现了最可怕的一种情形:“多难兴邦”的宣讲者,恰恰是“多难”的制造者,他们拼命宣讲“多难兴邦”,就是为了让国人忍受“多难”的现实,漠视“多难”的根源。殊不知此举本身,便是一种灾难,宣讲者所陷入的悖论,直接解构、颠覆了所宣讲的内容。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三个错误,可谓最根本的错误:违背自我。

 

201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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