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不改革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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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关于改革的言论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些还说得相当吓人,似乎再不改革就要面对“亡党亡国”的绝境。有意思的是,过去说这些话的,往往都是不被待见的边缘份子,他们常常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当儿预测崩溃的到来,断言一切风光皆属表面幻影,外皮底下尽是痼疾。想不到今天便连在位者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声,可见情况确实严峻,真到了再不动手术就走不下去的地步。于是大家便起码有了第一条共识,那就是改革的势在必行。接下来要争论的地方,在于改什么,和怎么改;也就是改革的领域与路向的问题。

然而,退回一步想,不改革就一定会走到“亡党亡国”的地步吗?明知问题深重,明知改革之必要,但有没有可能不改也不必速死呢?提出这点疑问,不是因为我对当前中国现实情况的掌握要比各位高明深广,只是出于一丝历史的兴趣。

中国人好读历史,恰好又有史上罕见的不中断的悠长史统,应当晓得一个王朝或一个社会不改革的下场。以后见之明回头瞻望,国史上实在有太多早就注定要终结的盛世,甚至不乏初初建制便已埋下衰败祸根的朝代。难道当时就没人看出问题,难道当时就没有人提出种种改革救亡的办法,甚至付诸实践?当然不是;古人可没那么笨。别说太远,光看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鸦片战争以前,朝野内外就有了不改革不行的主张。一路发展下去,这种看法便越发急切,终于到了几乎人人皆知人人认同的程度。

不只如此,清朝还真出过一些改革方案,从自强运动一直到最后的立宪政制,一个比一个大胆,一个比一个广泛。结果呢?清朝还是亡了。只不过这个灭亡不是即时的痛快的崩解,而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从开始有人指出改革的必要,到满清王室的退位,这个过程拖了将近百年。纵观世界历史,不改革马上就死的情况其实只是少数的例外,真正的常态反而比较像清朝这样,能够苟延残喘地赖活上好长一段日子。

“这个世界正在翻转,我们的统治看不出更好的希望。噩运把国家交到卑鄙的小人手中,我们的官僚全是潜行在伊斯坦布尔街头上的恶棍。我们无能为力,只好祈求上苍的慈悲。”发出如此悲鸣的人,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穆斯塔法三世。1774年,就在他驾崩的前几天,竟然留下一首这么悲沉的诗。1774年,离帝国消灭还有一百五十年之远,在位的苏丹就已经预见了末日之必至。而这个帝国,曾经如此不可一世,疆土横跨三洲,怎么到了十九世纪,便被人冠上“欧洲病夫”的称号(晚清叫做“东亚病夫”,反而是后来的比衬)?其实在那一百五十年里头,它们不是没有变革,许多动作干得甚至比清朝还狠,只不过那些革新都动不到骨头罢了。

再看罗马,其衰灭早就被人研究透了。可是比起帝国时代的惨烈夺目,我对罗马共和的终结更感兴趣,因为那是欧洲史上第一個宪政体制的垮台。德国古代史大师迈尔(Christian Meier) 的总结最狠最精,他说罗马共和那最后一百年的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危机”( crisis without alternative)。危机而没有出路,是因为那套宪政体制的成功正正也是导致它覆灭的理由。国家越是扩张,占据的资源和土地越多,贫富差距就变得越大。贫富差距越大,社会就变得更加动荡。要改革,就要伤及既得利益阶层的筋骨,并且手段非常,往往出之一连串不合既存体制法统的惊人举动,最后又以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暴力告终。不改革,那就看着农人失地,流民渐增,集体造反此起彼落。在这样的处境底下,统治集团还有什么选择?于是罗马共和就在时人的忧虑与不安之中,一路勉強維穩又一路摇摇晃晃地走完它最后的时光,而且还是颇长的一段辰光。

古往今来,多少政体多少王朝都是这个样子。都知道要改弦易辙,都知道老路走不下去。然而改革谈何容易,真正能重春还阳的改革无异于一场革命。所以大多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小规模的局部手术。足以续命,只是苟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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