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只能发展卫星城不能发展小城镇

摘要

我国的权力结构,与经济附属于权力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可能发展卫星城,而极少可能发展出拥有独立品格的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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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权力结构,与经济附属于权力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可能发展卫星城,而极少可能发展出拥有独立品格的小城镇。

所谓卫星城,即拱卫大城市的周边小城镇,各具特色,各有用途。而独立的小城镇,指拥有独立品格的中小城市,与周边大城市不形成附属关系。

卫星城在中国已经初具雏形,近日出台的大北京都市圈甚至并入河北省会石家庄与天津的两个区,可见北京的吸引力如同黑洞,以至于周边的省会城市都只能发展出核心卫星城。随着新区的建设,如河南中牟纳入郑州,武汉周边九城市拱卫在武汉周围。

我国城市圈发展雏形与日本东京城市圈非常接近,畅达的轨道交通使三分之一的日本人口聚集到大东京都市圈,周边的大城市如横滨等成为拱卫东京的配套城市,完成高科技园区、港口、东京工薪族聚居区等各项巧能。而我国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很难想像北京周边的天津真的能够成为独立的金融中心,天津只能成为北京的配套港口、商业副中心、实业腹地,类似于横滨、名古屋之类大城市的角色。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存在户籍制度,如果京津冀地区取消户籍制度,可以想像,人口会从北京溢出到周边卫星城,而北京城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可能在天津购房、每天坐一小时城际快车与地铁到公司上班。

中日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圈模式与美国、德国的分散分布完全不同,美国的特色名城散布于全国各个地区,南部有亚特兰大,沙漠之城拉斯维加斯,小镇奥马哈还住着巴菲特,各城镇散发独立品格。德国也是如此,首都法兰克福,地位绝不会凌驾于汉堡、慕尼黑诸多城市之上,各城市独立生存,相安无事,形成各自不同的工商业特色。

之所以形成不同的城市发展体制,在我国,主要与官员选拔、财政等权力体制有关,中央财政占据主导地位,税收增长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税收增长,掌握财政分配与主导权的权力中心城市,必然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核心城市。省级官员选拔的中心、财政资源分配的中心,几乎必然成为全省的核心城市。日本与我国稍有不同,传统的集权,加上东京都市圈得到资源后工商业附加值极高,使得既有格局难以打破。

少见的例外只有青岛、厦门等副省级城市,长期的商业发展、对全国资源的吸引能力,使这些城市能够与省会城市比肩,石家庄更特殊,几乎是全国惟一的一个难以找准发展路径、只有等北京大都市圈定型之后才能找准北的省会城市。

只有在财政联邦体制下才能产生独立品格的小城镇,没有地方极大的自制权,几乎不可能出现美、德这样的星罗棋布的发展城市。财政一级压一级,官大一级压死人,从乡镇到县市、从县市到省会、从省会最终到京城,城市圈遵循着明确的路径,由城市圈中的核心心城市逐渐溢出到新区、卫星城,而不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周边城镇独立进行城市化,这些小城市既没有权力也没有经济实力,大同等负债独立发展的结果并不美妙。打破现有的城市圈从中心城市、城市新区、卫星城向外溢出的水波效应,意味着打破现有的资源分配路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特殊时期极其强大的外力,才能打破既定利益、发展格局,比如民国初年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上海却是东亚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娱乐中心、实业中心。

在现阶段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中小城市成为资源输出地,核心城市周边首先成为新区,以满足发展的土地需求。当核心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吸引力,基础设施配套大致齐全时,会向周边县城、小城市拓展,把周边城镇当作自己的卫星城,以加深腹地,人们在核心城市买房置业、开办企业,核心城市吸纳了地区内的人才与资源。

8月10日,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表示,“小城镇符合中国的需要,但发展得不好。”欧美国家的小城镇是城镇化的高端产品,我国家小城镇居住的大部分是农民,小城镇的城镇化还是“半成品”。据统计,我国1/3的小城镇人口不到5000人,小城镇在城镇人口中的比重很低,只有27%,远低于德国的70%和美国的65%,近年来小城镇在人口当中的比例在逐渐下降,城市等级体制造成资源高度向大城市集聚。

这一数据正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最佳注脚,目前不可能脱离这一发展路径,放开核心城市周边的户籍等管制,让人口流入卫星城,是缓解大城市压力、高效建立城市圈的惟一路径。

摘自:http://www.mzread.com/posts/s/cks9f0wndv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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