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闾丘露薇

摘要

当我忙着记录台上的回答时,周边的这些我的同行,忙碌的转换座位,让我真想大声斥责他们,深为记者,如果不是来采访,而只是为了实现参与,那还称得上记者吗?也因为这样,对于有几个记者在散会后,抢主席台上的水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几乎每年的这一天,都上演着同样的戏码,走了一批这样的人,又来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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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总理记者会开始,看到香港的一位同行,正在和主管部门的官员在会场的角落,讨论着什麽,从双方的脸色来看,非常的凝重,显然事关重大。等官员扳着脸走开,那位同行过来告诉我们:“我放弃提问了。”

做这行久了,谁都知道,每年的总理记者会,都会给香港媒体一个机会,为了公平起见,会在部分港媒之间轮流。至于问怎样的问题,就在去年,香港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一些在过去这十多年来得到了提问机会的记者们,讲述了整个过程:官员会提前三天给问题,当然,如果有些记者觉得不理想,那就可以反映意见,双方进行沟通,在经过讨论和相互妥协之后,找到一个双方都相对满意的结果。毕竟,官员不想让被问者为难,而提问者,不想让同行和观众痛骂浪费提问机会,辜负自己记者的这个职业。

如果官员不肯让步,那记者可以怎样做?去年轮到提问的香港记者,思考再三,站起来提问的时候,夹带了自己想要问的问题,而09年的那位香港记者,最终选择了放弃提问,因为他知道,如果站起来不顾一切问了想要问的问题,也就意味着破坏了和内地良好合作的局面,放弃,是对自己以及所工作的媒体,最有利的选择。

09年的那位同行,本身就是新闻部高管,所以可以自己替自己,也替自己工作的媒体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对于其他记者来说,比如去年那位,放弃是不可能的事情,太“尖锐”也不可能,那意味着得罪公司管理层。在这点上,争取到提问机会,不少港媒的老板们同样看重,不单单是港媒,一些外国媒体也是一样,舍得主动放弃的媒体毕竟少数,倒是被动的没有机会的很多,能不能提问,已经成为考验一家媒体是否听话的手段。

称职的记者,自然会对问题会有判断,过于大而空,或者忽略了眼前的热点,自然会努力的进行沟通协调,而遇到开明的官员,往往会有不错的结果。外国媒体的提问一般在内地网友看来,很是过瘾,但是如果和一些外媒同行聊天的话,大家会觉得,应该可以更加尖锐一点。只是大家的评价标准不同,但是不管怎样,因为明白外媒的标准,所以往往外媒在争取提问的内容的时候,空间要相对大一些。

当然,如果轮到提问的记者,或者工作的媒体,关心的只是可以提问本身,自然不会关心,拿到手上的问题,是不是符合新闻热点,是不是符合自己所工作的媒体针对的受众的预期,甚至大而空,是否不专业。

机会是给媒体的,而媒体必须选择谁来代表自己这个媒体,毕竟是一场全球直播的记者会。有的选择专业记者,有的选择代表媒体门面的,比如主持人而非记者,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些年来,大家自有判断。

十五年前,感性的提问,亮丽的美女,会有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毕竟沉闷的太久了,但是十五年之后,社会进步了,观众成熟了,于是人们更关心记者提问的问题的内容。这就好象十年前,一个”女战地记者“的标签,让我可以走红,现在,当各大电视媒体还在走这条道路,刻意的派出女记者到一线的时候,人们早就不再关心记者的性别,而是关心记者的表现了。

如果一场记者会,让大家记得的是提问的记者,而不是被提问的人,其实这样的记者会是蛮失败的。提问的记者成为新闻的主角,在十多年前,也许还挺有新意,但是在十多年后的今年,如果还是想着依靠提问而”一问成名“,那也未变太天真和落伍了。至少,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当中,已经证明,反而只会弄巧成拙。

只是,互联网上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似乎差距很大。坐在大会堂记者会现场,前后左右的所谓同行,他们并不关心台上台下的提问,甚至没有看到他们有录音,有记笔记,他们忙着照相,拍台上,相互把记者会现场当成背景拍照留念。

当我忙着记录台上的回答时,周边的这些我的同行,忙碌的转换座位,让我真想大声斥责他们,深为记者,如果不是来采访,而只是为了实现参与,那还称得上记者吗?也因为这样,对于有几个记者在散会后,抢主席台上的水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几乎每年的这一天,都上演着同样的戏码,走了一批这样的人,又来一批。

我不知道是他们和现实生活脱节,还是互联网上的中国,距离现实生活过于遥远。因为不然很难理解,为何我的这些同行们依然还是乐此不彼,当然,我也对把他们称为“同行“还是很有保留。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d5da0102e4g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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