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PX战争根本原因是公信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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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中国大陆传统的青年节,这一天,过去几年各地常见的环保示威集中上演:昆明部分市民散布抗议安宁PX项目,成都市民反对彭州石化项目,而上海松江市民则抗议电池工厂的建设,在网络零星披露的这些消息之外,夜里有消息说,青岛黄岛发生了工业储存设施的爆炸,所以这些消息有一个共同点,围绕环保展开的社会抗议和博弈已经不限于过去的中小城市,而在人口密集和影响巨大的一二线大城市发生,而且是全国性密集发生,这其中蕴含的社会现实意义值得解读。

在过去厦门、大连、什邡和宁波等之后,尤其在黄浦江死猪和新萨斯爆发之际,这些一二线大城市还是若无其事地进行这种大型石化项目建设,这一简单事实就已经表明,各地当局根本没有从过去的官民博弈中学到任何建设性的东西,这些项目的强制和野蛮推进本身就证明,各地的掌权者相信,只要准备好足够的强力弹压手段,以及更细密地禁止网络和媒体的信息传播,更严厉地控制社会,则这些项目都可以高枕无忧地进行。说白了,在这类牵涉重大民生和社会利益的事务上,他们的决策和执行都是围绕简单的“有枪在,何必理他”的思维。

市场经济原理下,本来权力应该尽量退出经济决策和运行,安心充当中立的服务者的角色,这种服务绝不仅仅是针对资本和利润的,首先,政府如果是一个城市所有人的政府,它首先应该考虑的恰恰是本地居民的意见、意愿和利益。可在各地有关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情形。各地方权力由于控制强行控制建设必须的土地资源,而土地的直接利益和派生利益是其主要的经济和财政目标,因此,他们在决策和执行时首先考虑的恰恰是与外来资本的合作,而不是充当不偏不倚和以本地利益为立足点的中立者。这是此类事件往往一旦触发就变成很剧烈冲突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是两种根本不能调和的利益的冲突。

撇开中国现实的大型工程项目各种权力潜规则机会不谈,即使在所谓纯粹的发展考量下,由于中国的高层的权力是政经合一的,因此,具备全国性地位的央企与各地权力的直接利益结合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考虑到权力自上而下授予的制度特色,要各地当局为地方居民的意愿和利益去对抗以全局发展之名的外来资本,也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在任何堂而皇之的道德宣言之外,政治学基本的现实主义思维是实际在此类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除此之外,还有地方官员所谓“守土”和“维稳”的自身 利益需求。权力自上而下授予,而当地身蒙其厉害的居民对地方当局的权力并没有任何的有效约束手段,假如说制度化约束并不存在,而居民自发的散布,也就是内部被称为“出事”的群体性示威很可能就是居民的唯一博弈工具了,因为长期以来,在稳定焦虑症的催化下,考核地方当局的两大指标,除了经济上的GDP,剩下的就是政治上的不出事了。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各种群体性抗议事件,实际上正是当代权力缺乏约束的制度本身所必然孕育的。换言之,各地围绕环保而引发的日益普遍的官民战争,既是权力制度所导致,也是这一体制本身必须严厉压制的,也就是说,在现行体制之下,这是无解的死结。

由于权力是博弈中与资本立场完全一致的一方,因此,在这种没有仲裁者的官民对抗中,权力要保持所谓公信则无异于天方夜谭。不可能在没有裁判的球场上出现公正,因此也就不可能博弈的一方拥有特别的公信。就各地居民的实际行动而言,由于人们对中国权力蛮横和野蛮性质的认识,恰恰是居民一方的行动体现了高度的自制、理性、尊重法律和人性化特征,因为,人们深刻意识到,这本来自然和天然的权力行使,在中国无异于捋虎须且与虎谋皮的危险事业,因此他们总是希望在坚定和明白表达自身意愿的同时展现更大善意和诚意。尽管如此,由于上述利益和立场本身的不可调和,以及权力本身的传统,官府还是以一贯的流里流气的方式来回应。

诚然,PX并不是中国特有的产业项目,而一般人对化工事业的危险并不能具备精准的科学认知,然而,如果稍微了解上面谈到的各种现实情形,人们应该明白,在这些项目抗争背后的真正热情和动力,并不是围绕化工产业的科学论争,而是在缺乏基本公信和互信的环境下官民的对立,以及缺少制约权力手段的居民对自己最切身利益的谨慎态度,因为,历史和现实太多经验与教训告诉他们,权力对经济发展结果的美好描述并不可靠,而越是权力以最美好理由要竭力推行的事情,往往结果格外的危险。在关于PX的科学意见上,居民们很可能是错的,但在这一点上,稍微了解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各地的市民们绝对是对的。看看现实中国环境、食品、饮水等事情上的现状,只要一个人还稍有理智和天良,相信没有人敢于怀疑这一点。

问题是,在出现那么多起激烈的对抗之后,权力者是不是不知道这种基于体制带来的无公信的施政环境呢?他们是知道的。从每起抗争时格外细腻的控制信息措施,以及动辄出动高压机器的手法看,他们对此完全清楚。而要解脱这种结局必定是悲剧的对抗需要什么呢?当然是一个人民信赖的独立的法治系统,以及人民可以正当、安全和清晰地发出自己声音,并诉诸公论和法治的体制。而这一点,恰恰是权力制度所绝对不允许的,连最遥远的虚假承诺都没有。这一绝望的现实使得每次本来正常的民意表达带上了悲壮的最后斗争的色彩,这是值得特别予以注意的。公信不可能靠自我道德目标的标榜获得,它只能来源于体制的前提。而任何体制的建构,其根本内涵当然不是经济的和民生的,而是全局性政治的。这是某些低估这些环保抗争的朋友所忽略的意义。

 

摘自:http://www.mzread.com/posts/s/3wx5ortmjm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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