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十三:究竟该如何解释世界

摘要

哲学家大牛和科学先驱们总能对解释世界这件事提供新鲜的理论资源,但大部分对普通人而言并无意义,它们或许可以解决终极问题,但日常生活只能用基本尝试来阐释。因此,我极想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解释世界。或者说,在我们解释世界的时候,究竟说出了什么,隐藏了什么,夸张了什么,又生发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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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去年写的,一直犹豫要不要贴上来,想到好久没写这类文章了,先发上来,将来再修改完善吧)

写文章者,大概都有两种态度,一是要告诉别人什么,二是想帮自己理清什么。我写作的主要基点是后者,写作的冲动主要来自自己面对的困惑和自我解惑的尝试,这些思考一旦让我觉得能帮我解答问题了,便会形成一篇小文章。至于,别人读了能引起些感动和思考,那真是意外的收获,也为此欣喜。

这篇文章也不例外,如何解释世界,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它无疑是个大题目,而且一定不会如《别人的生活》和《我们选择的路》那样讨好,但这个话题对我实在有吸引力,从最初有写的想法,到如今正式落笔成文,也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当然无力从哲学或者科学的层面来说,只能一贯地立足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以普通人的观感来写它。事实也是如此,哲学家大牛和科学先驱们总能对解释世界这件事提供新鲜的理论资源,但大部分对普通人而言并无意义,它们或许可以解决终极问题,但日常生活只能用基本尝试来阐释。因此,我极想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解释世界。或者说,在我们解释世界的时候,究竟说出了什么,隐藏了什么,夸张了什么,又生发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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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的一个春节,我和老婆回我家过年。我们从北京坐一夜火车到赤峰,从赤峰再坐5个小时汽车,在腊月二十五和在另一地工作的弟弟汇合于老家的林东镇。林东通往村子的班车下午一点半出发。我们逛了逛林东镇,寻找了一些高中时代的记忆,又在一个电器商场买了一台DVD机。这之前,我已在北京淘了几张集成了许多电视剧的光碟,计划着以此打发春节期间吃饭和走亲访友之外的空闲日子。作为一直以来的老少边穷,老家农村没有有线电视,而那时候似乎也还没开始村村通工程,连农民自设的接收电视信号的大锅,也还只有极少的人家才有钱立起来。因此,一整个春节,人们只能看到中央一台和内蒙台,而且白天电视只放到初五,其余的时间只有晚上七点以后才有节目。但是在漫长的冬日,除了做一些必不可少的活计之外,在北方农村,电视真是填补无聊日子的一件宝器。

在碟片里,有那年很火的美剧《越狱》。父母对这种翻译过来的外国剧并不感冒,何况是没有配音的字幕版,我们年轻一辈则可看得很有滋味,为情节的起伏和人物的命运而感叹。母亲并不爱看,但也坐在热炕上,一边纳鞋底,一边陪着我们,偶尔瞅上几眼,看我们的次数总要多过看电视的次数。某一天,似乎我们议论起剧中人的遭遇,又似乎不仅仅是议论,还有了争论,各有各的说法,大概是为哪一个角色为什么入狱、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而意见不同,并且前前后后地为自己的说法找根据。当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母亲用顶针把大头针穿过鞋底,扬起手臂把麻绳拉过来,突然说:“说啥呀,这些人就是命不好。”我们的争论就一瞬间变得毫无力量,也毫无意义了。我发现这句话是一个解释终结者,它能直接把最终答案呈现在你面前,甚至让人无从反驳。这是母亲她们这类人解释世界的一条黄金准则,无往而不胜。我们在争论时,仍是把《越狱》看成是电视剧,会说导演为啥要这样安排,编剧何以要这样写,角色怎么能如此演,但对母亲而言,这也是电视剧,但剧中人并非纯然的“虚构”,她会把这个故事当做“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是介于我们一般所说的虚构和真实之间的一个层面,它并不事实存在,但对于人的意识和观念来说,它又是一个存在的事实。

既然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母亲对《越狱》的解释,就可以纳入到她对生活的解释范畴里。而在生活中,“命运”是村人解释人生种种悲痛或快乐、离奇或平常的遭遇的根本哲学,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事可以逃脱它的制约。比如,有一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人们在说孩子聪明时,会对他的父母说:你们命真好。再比如,有人在砖厂砸断了双腿,下半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了,人们会叹息着说:唉,这孩子命真不好。命运横亘在每个人的道路上。

此前,许多人都把这种说法看成是迷信的一部分,这是错的,它不是迷信,反而是农民们解释世界和人生的逻辑起点。特别是对于无力左右的事情,他们都会归之于命运,因为所有其他解释都不能让他们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平衡。他们所说的“命运”,不是俄狄浦斯那种强力的无奈,也不是悲剧性的,而是一种对或悲或喜的顺其自然。这个命运,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起点和终点,维系着农村人精神世界的恒久和稳定,否则,如何去抵御一生中那么多辛苦的日子呢?如何去解释许许多多无奈的遭遇呢?不像西方人,有宗教可皈依,他们只能在世俗的层面上找到自己愿意信任的依据,并靠着它,活一辈子。

一旦这样去看,我就再也不会狭隘地觉得城市要比农村先进,也不会自以为是地认为拥有更多知识者获得了比村人们更多的生活智慧。农民们在无数世代的漫长时间里,建立起了自己固有的解释逻辑,这个逻辑支撑着整个世界的运转。对任何事,他们都有自己独有的解释方式。村里有一户张姓人家,丈夫叫张学,在四十岁时死了,给妻子留下两个儿子,家里穷困,妻子一个人无力给两个儿子盖房子娶媳妇,不得已和村里的一个快五十的光棍结婚,过到了一处。光棍姓孙,在村西头,也是一个大家族。但此后,一般的村民们说起他时,总是称呼为“晚张学”,意思就是后来的张学和第二个张学,没有人叫他原来的名字。只有他们本族人,或者村民们当着他和他本族孙姓人时,才为了礼貌而称呼他本名。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在整个村子的观念体系里,家庭被看成是一个稳固的符号结构,个人不过是其中的一环,张学的死亡使这个结构的一个链条断裂了。孙姓人“入赘”到张家,不过是在替代张学在符号链中的位置而已,因而他不能再做孙某某,而只能是“晚张学”了。

世界固然是物质的实在,但更是人的观念,对我们的精神而言,观念是更强烈的真实、我从这件事里知道,重要的不是你姓什么叫什么是谁,而是你会被解释成谁。或许,就在这些解释中,生成了农村之为农村的意义,也生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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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隐约对人们解释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产生了好奇。后来,这好奇让我发现,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释,世界竟然是如此的不同。这论调当然实在不新鲜,甚至古老得可以,但人们却常常忘却这些常识性的知识,直到被某种东西提醒。

很多年前看过一个故事,两个鞋子推销员到了一个全民光脚的国度,他们给领导发回两份报告,A说:此国人根本不穿鞋子,完全没有市场。B则说:此国人完全没有鞋子穿,市场广阔。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应该是在高中,还没有微博,网络也并不发达,来源大概是《读者》或者《青年文摘》,当时只是觉得同样一件事,说法不同,结论也完全不同,真是太有意思了。但并未深究这里面包含的东西,我和所有人一样,本能地以为它只不过说出了一个“人尽皆知”的道理,横看成岭侧成峰嘛,没什么大不了的。直到最近,我开始仔细地想这篇文章,才发现大概是我们对所谓的“辩证”太过习以为常,以至于在真的面和思考对某件事时,完全忽视了它的本义。光脚的国度,被解释成两种需要,而这两种需要将导向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前一段,微博上传一张奥巴马在雨中演讲的照片,照片上的奥巴马浑身湿透,关键是没有人给他打伞。对于给官员打伞这件事,中国人的感触相当之深,媒体时有报道,无需多言。奥巴马之淋雨演讲照一出,各种带政治意味的解释五花八门,很有意思。有一种说:看看人家,被雨淋了也不像我们一样摆官架子,让人给打伞。另一种则举出一些证据——如奥巴马的团队明明知道天气预报有雨,故意让他淋雨以博得大家的好感,人家是故意的——反驳前一种说法:醒醒吧,别做梦了,这其实就是巧妙的政治作秀,还以为美帝多么好呢。他们都说出了部分事实,其一,奥巴马确实没有打伞,而我们的官员则总是有人打伞;其二,奥巴马也确实在作秀,为赢得选民的好感。有人赞同其一,有人赞同其二,还有一部分人看到两种说法,并以为两种解释都有合理之处。同一件事,在不同立场的人那儿,被解释成对各自有理的意思。这让我想起赵本山的小品《卖拐》里的依据台词:恭喜你都得俩答案了。这句话只是被看做一个包袱和笑语,其实套用在现实上却能看出极大的写实与讽刺,我们中的很多人,一贯只会用一种思维、一个立场和一个视角来思考问题,哪怕偶尔多了一个角度,人们都要欢呼:恭喜你都得俩答案了。但事情到这里还不算结束,二元思维下的两个角度不过是前进了半步,我们的思考应该更深入些。比如说,奥巴马所为是作秀无疑,而我们的官员有时候连秀也懒得秀一下的;即使也作秀,秀的水准是不是能和人家的秀的水准来比?又或者,中国人民能想到奥巴马是在作秀,并以此来说明美国政治也同样虚伪,难道美国人会愚笨到想不到吗?也许他们本身就把政治看成一场秀,关注的是怎么秀和秀得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即使奥巴马也作秀,即使他的秀做得同样烂,但这绝不该成为中国官员让别人给他打伞的理由。一句话,你永远不能用别人错误,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不妨再说一个和美国有关的例子。几个月前,有关“中国式过马路”的报道非常之多,大家似乎对此都很深恶痛绝,但走在马路上还是能看见许多人急匆匆地闯过红灯。很快,不到半个月左右,另一个报道也就出来了:美国人更不讲交通规则,他们闯红灯比我们还厉害。这固然解释了不仅仅中国人闯红灯,不要老说中国人素质差的问题。可是细细琢磨起来,却会发现,这种说法的背后,不但隐藏着上面所说的以别人的错来为自己的错辩护的逻辑:看,连美国人也闯红灯,甚至比我们还厉害,所以就不用老指责中国人了。还有另一个隐含的前提,大家都不明面上讲,那就是说这话的人潜意识里是把美国看做比我们先进的国家,才有此一说,潜台词大概是:发达如美国者闯红灯也很厉害,所以不要老说中国人了。可实际上,这是何等阿Q的精神,几乎就是鲁迅写到的,阿Q遇上了静修庵的小尼姑,突然伸手去摸她新剃的头,小尼姑满脸通红地闪避,他便一把扭住了她,还振振有词地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我们实在过于振振有词了。

好吧,沿着这两个例子,不免要说到去年这个时候忽然间被韩三篇带热的中国人的素质的话题。素质论不过两种,一是中国人素质低,另一是中国人素质并不低。引发前者的如许多碰瓷案件、见死不救事件,引发后者的如许多感动国人的好人好事,这些事都无需一一列举。但在对这些事件的解释中,两方的许多人共用一种解释方式:支持中国人素质低论者,看到坏的事情就拿出来说说,以证明中国人素质低;而支持中国人素质并不低的人,遇见各种好事,就大肆宣扬,以此来反驳低素质论者。这岂不是一个活脱脱的现实版的盲人摸象?你摸到了鼻子,我摸到了腿,又都以为自己摸到了整只大象。又好像两个人吃葡萄,一个吃到坏的,便说这葡萄太差了,一个吃到好的, 便说这葡萄还是好的。而事实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一串葡萄,本身就有好有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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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岂止是网络上。

现实里,也常听到类似这种半截子结论。比如一种有关温州高铁事故的说法,大意是公知们网上兴风作浪,老百姓不明就里,跟着起哄,结果国家损失了很大的订单,且推论说,订单损失了,最终受到伤害的是老百姓自己的利益。据说这几年正是中国向外输出高铁技术的时期,因为动车事故,很多项目丢了。且不说其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此论调背后仍然是那个老思路:上面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老百姓根本就不懂,不懂就别瞎掺合了。这论调令人厌恶,但却说出了某种真实,那就是不论上面是否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老百姓确实都是棋子。问题是,这种看似抵达终点的解释,其实只不过走完了第二步,在需要继续讨论下去的时候戛然而止了。他为何不曾想,公知们何以能兴风作浪?百姓们何以群情激奋?他们大概没有看到,人们的愤怒,并非指向高铁技术本身,技术是非道德的,只有一个科学的标准,愤怒指向的是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的玩忽职守和腐败无能,是刘志军等负责人的贪腐,是培养无数贪腐的体制。再者说,讲到底,老百姓的根本职责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而不是牺牲自己去替国家考虑。鼓吹个人为了集体牺牲的调子我们实在唱了太多年了,是到反过来,让国家时时刻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作为的时候了。

看过一个有关朝鲜的纪录片,大致情节是外国医生作为人道主义者援助朝鲜,帮助一些穷困的老百姓做白内障手术。纪录片的镜头记录着,医生帮助手术好的病人拆开眼睛上的纱布,病人睁开眼睛,看清了世界,她最先感谢的不是让她重见光明的医生,而是扑倒在领袖像前,痛哭流涕地感谢领袖让她的眼睛见到光明。一般人看到此情景,大概都会感到震惊:一个医疗事件在这里被解释成一个带着神化色彩的政治事件。人们都很清楚,是谁帮助她重见光明,但在她的解释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虽然是医生让她的眼睛重见光明,但这医生,是伟大领袖派来的啊。这种解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可这种逻辑,却导向了谬误。

中国人对解释应该最不陌生了,我们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在替我们解释这个世界,甚至是通过各种解释,来管理我们的情感和情绪。君不见,任何一次灾难,都会最终被解释成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和庆功会?君不见,任何一次群体性的反抗事件,最后都被解释成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闹事?更不用说,每年年末的那段日子,电视台里的很多节目,一定讲述各种故事、使用多种方式让看电视的感动,让他们哭出来,心里默默喊着感动、爱、奉献、牺牲那些词。新年夜,则一定要渲染一种大国崛起、万民幸福的美好景象,荧屏是一个有选择的取景框,它的背后,隐藏着更丰富和真实的现实世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都被这些无孔不入的节目和言论影响着,它们替我们解释了这个世界的面貌。但是不是,我们实在听够了这些,看够了这些,应该有自己的解释了,毕竟我们是作为一个个个体在世界中活着。有时候我们成为这个或那个群体的一员,但更多时候,我们只能是自己,是作为一个人,在和其他人相处。

对普通人来说,解释世界的根本原则,不是某一种或某几种解释能够清楚地说明事情的真相,解释永远是罗生门一样,其根本原则应该是有自己的解释方法,但并不因此就天然地否定其他的解释。解释当然有其底线和原则,更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事情确实存在一个真相,这毫无疑问,但需要提出的是,在向真相努力进发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真相也并不总是可靠的,尤其是我们被解释出来的真相。

摘自: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0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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