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乡土的神性 / 李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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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他的扛鼎之作《乡土中国》中第一句话就是:“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可惜这种乡土性被当下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城镇化建设破坏了,这种破坏,不是因为人们住进了高楼,割裂了与土地的联系,而是从地缘和心理上,使人们与土地越来越远,谁能离开乡村,谁便算是成功,即使那些摆脱不了土地的,挣钱多少也成为他们迈向成功的唯一衡量标准。

另一个方面,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也是一个让人们在情感认同上逐渐远离乡村、父母或底层的过程。在农村里,父母供孩子读大学,不是为了他们学知识,而仅仅是为了他们逃离乡村,成为一个准城市人,我们的教育理念不是育人,而是人才生产工厂,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就设置什么专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孩子大学毕业后别的东西没有学会,首先学会的便是蔑视自己的父母,正像一句话讲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他们为自己出身农村而感到羞耻,为能够进入城市而洋洋自得。

与乡土的割裂,使人失去了精神依存,就像失去灵魂的躯壳,人虽然生活在大地上,但灵魂却到处游荡,找不到归宿。香港作家董鼎山说的更彻底,“这是一个没有乡愁的年代”。在奔向现代化之路上,那些匍匐的背影是那么的义无反顾和决绝,以至让人唏嘘和怅然。不仅我们这一代人成为城镇化和现代化之路上的殉道者,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也将成为乡土的游子,永远漂泊在无根的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

如今上四十岁年纪的人,很少没有在童年听过爷爷奶奶讲过的古今;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无不受那些流传于乡村的美丽传说和神秘的宗教生活所浸润和洗礼,而这些曾经营养了我们的美丽传说和神话,也将作为我们精神血脉与土地之间最后的脐带被割裂和抛弃,遗忘和失传。

今天的乡村,世代传承的文明正在被摧古拉朽的城市化运动无情的摧毁,列祖列宗所塑造和坚守的伦理道德在土崩瓦解。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果说孕育了传统文化的乡村是我们曾经的赖以为生的家园和精神乐土,那么今天的进步既让我们失去了心灵的家园,也让我们的灵魂无所皈依。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向往美好生活,是每一个人无可厚非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一定要以抛弃乡村为代价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农村贫困是一种社会现实,城市发达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改变农村这种社会现实就一定要翻版城市生活吗?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很少有国际化的大都市,大多数城市都千城一面,没有个性,只是一个聚合化了的大村庄。生活在里面的人仍然以乡帮为基础,在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以地域为特点的城中村,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乡土社会在现代都市世界里的另一种显影,说明从心里上,人们还是渴望着那种原始、单纯、质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过去在农村,人们相互帮忙,相互团结,形成一个整体,若谁家来了亲戚,如果没有地方居住,可以借住在邻居家里或者宽裕点的同村人家,一家的亲戚,就是大家的亲戚。谁家建房或者碾场,几乎能发动起半个村庄的人来帮忙,至于谁家缺一把盐,一碗面都能从隔壁邻居家去借,这种情况在上世界九十年代之后,慢慢的改变了,市场化和城市化,让乡村变得越来越功利了,金钱成了联系人们关系的唯一纽带。

如果说以单干为主要特点的土地承包生产经营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让停滞了几十年来的农村经济得以解放和发展,那么以电视、手机为代表的新科技产品,把原本开放式的四合院以另一种形式封闭了起来,农忙时节人们各干各的,有一点农闲时间,人们相互之间也很少走动,窝在自己家里不是挖手机,就是看电视,咀嚼着与自己并不相干的所谓快乐。

有这样一个笑话,说一位农民买了一部手机,不知道给谁打,终于想到了一个人,等拨通了电话却不知道说什么,最后憋出了一句:你今年的过年猪杀了没有,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人间四月天,这句话被乡里传为笑话。无独有偶,在我们老家,有一位老乡买了一双新的高筒胶靴,他为此高兴地睡不着觉,可偏偏天公不作美,就是不下雨,无奈之下,他去挑了一担水泼在了院子里才穿上了胶靴。

我不是在编故事,这是发生在我们村里的一件真实的事情,这个老乡虽然有点愚,但过去人们的快乐是简单的,而今天依赖惯了遥控器和习惯使用各种电子产品的人们,多少闲的无聊了。新生活带来的新经济,新经济带来的新科技,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蚕食和侵吞着人们最后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过去谁家的孩子从城里打工回来,如果染了头发或者穿了花衣服,村里的人们会指着背影骂道,那谁家的伢子真是羞了先人了,甚至连家里的老人们也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现在面对这样的事情,人们习以为常了,谁要真这么认为,那一定会被认为是老桎梏,或者被讥为不识时务。赶上时髦和识时务的乡人们,不但丢掉了落后的习俗,几代人坚守的传统,甚至连基本的朴素和廉耻感都丢了,而且是那么的彻底和干净。

这样认为,好像我倒是顽固不化的守旧派,希望农村永远闭关自守,永远一成不变,永远停滞不前,希望人们春种秋收,靠天吃饭,希望我的老乡们永远过着牛驴一样的生活。其实我比谁都希望农村更进步一点,更发达一点。

十几年前,湖北监利县有一位党委书记曾经上书前前朝的朱镕基总理,一针见血的指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当时有人认为这是李昌平炒作自己。其实谁都知道,中国的农民历朝历代都是弱势群体,他说的这种状况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到处都存在。我只是希望,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坚持“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红线,农民们在奔小康的过程中,能守住做人最起码的底线。

我曾经写过一篇《我是农民》的文字,在文字里,我并不是矫情或者讨巧卖乖,而是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从自然属性上来所,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至今,我的户口仍然在农村,我也有迁出来的机会。1995年,我的户口从西北农村一下子迁在了广东沿海的阳江市,后来我又反悔了,这样的机会还有好几次,现在看来,我是走错路了,但我并不后悔。当时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对自己在城市里这种无根的漂泊并不自信,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舍不得曾经养育过我的那片贫乡僻野的瘦土,西北人恋乡恋土的本性在我身上表现的更为浓厚。

从本质上来说,我又不是一个农民,或者说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有时在半夜醒来,我常常怀疑自己的身份,我到底是谁?这样的念头在脑际一闪而过,让我很绝望,精神上常会有迷惘与被撕裂之感,置身于尴尬的现实之中,我都不认识自己了。我在乡村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在城市里也快达到了同样的年数,但是我既已无法回到故乡,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之中。过去有一句话就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这当然是为了歌颂一个新时代宣传的需要,但如今在一个拜金主义盛行的年代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变成了什么,怕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我的散文《一个农民的自述》中我这样写到:“在城里,我是一个新闻民工,在乡下,我是一个新闻记者。”说我是农民,我却从不种地,说我是市民,城市的户籍管理薄上却没有我的名字。尴尬的身份,矛盾的现实,让人在思考人生,审视自己时不敢面对自己。诚实的说,我是一个城市赤贫者,每天的付出换来的Money 也只能供自己享用而已,并没有多余的支出供我四处挥霍,但与大多数我的老乡们相比还算宽裕一些,尽管如此,我的幸福感并不比他们优越多少。所谓的坚强只是金钱涂抹上去的一层油彩而已,其实内心比谁都虚弱。

在城市待久了,我经常以看望父母的名义要去农村看一看,呼吸哪里新鲜的空气,看一眼哪里没有污染的星空,吃一顿母亲亲手为我做的扁食。但每次回去,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人却早已不是过去的人了。熟悉的老人们一天比一天少,新生的婴儿一天比一天多,走在村头巷尾,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我好像不是回到了故乡,而是误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最大的改变,不是“人事”的改变,而是与记忆中的“故乡” 相联系的一整套知识比如祖先崇拜、宗族制度、民间风俗等,所有这些,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经或正在慢慢消失。

不深入农村,你是看不见和体会不到那种割裂和疼痛的。与日益凋败和几乎没有改变的乡村面貌相比,我的故乡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变化太快了。这种变化,主要是人心的变化。甚至在某些方面倒退了,土地撂荒、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税费负担、祭祀礼仪等等。最近数十年来国家虽然取消了皇粮国税,但增加在农民头上的负担并没有减少多少,反而加重了。两金一税、教育附加税、养老费、农合费、修路费、梯田费,还有各种祭祀活动的摊派费,虽然这个算不在政府头上,但总归要农民们负担,有人说,这个年代,甚至连头都叩不起了。

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一提到毛泽东,就让人想到“五毛”,一提到文革就让人想到“左派”,我不知道广大的中国农村有没有左派,有没有五毛,但我敢肯定的是,不仅在北方,甚至在南方一些沿海地区,仍有不少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他们怀念,并不是希望返回到过去的年月,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着对当下这个社会的不满。如果说在城市里的那些腐败者贪污的是国帑的话,那么充斥在中国政治最末端链条上的各级大小官员,搜刮的却是民脂民膏了。

老家的那个村子要修路,本来上面是有专款的,但村委会还是以修路为名从每户每人身上收取了100元。在农村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一家五六口人的家庭,要缴纳五六百元,如果谁家不缴,路就不往谁家门口修,而是绕行而过,如果谁家态度不好,谁家的门前道路硬化质量肯定是最差的。短短不到三公里的路,仅上面的拨款就达100万,这还不包括集资和投劳。

有一次过年回家,走在村口,我被两个竖起来的大石柱挡住了去路,据一位老乡说这是防止大车出入而设的。说是防大车,其实微型车辆穿过也很困难,许多本该正常行驶的车辆被挡在了村外,只有三马子和摩托车可以正常通行,即使这样,修建不到一年的水泥公路已经是裂缝有如蚯蚓挡道,路面坑洼不平,甚至还不如硬化以前的路况。便民路,成了坑民路、揩油路。

如果说,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间接的损害和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的话,那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则是对人们直接的掠夺和剥削。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中,甘肃部分地区也深受其害,国家对受灾群众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关怀,但因为基层一些硕鼠作祟,救灾款、救灾物资真正的受灾户并没有享受到,而是基层领导或与之关系亲密的亲房邻居等同族人所瓜分。本应是解决困难群众生活问题的低保,不但成为基层领导对群众的施舍,更成了他们发财的途径,围绕村委会所建立起来的基层政府成为乡村最大的利益集团和黑恶势力。

我曾经做过十年的社会新闻记者,跑的最多的地方是基层单位和乡村,自以为对社会底层最了解,现在看来,我是多么浅薄和天真。回顾我的从业经历,甚至为自己与那一帮无耻之徒共同合谋欺骗和戕害了善良的百姓而羞耻和自责。从良心上讲,我也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曾经吃过老百姓的土鸡,喝过他们用血汗钱买来的矿泉水,抽过他们的“黑兰州”,拿过他们的土特产,收过他们的所谓“红包”,却从没有为他们说过一句真话。让我稍感安慰的是,假如我当时说了真话,也不会有媒体报道出来。

前两年,以央视和人报为龙头的主流媒体搞了一个中央媒体走基层活动,一时间,张家长,李家短成为了各大报刊最受欢迎的头题,有关农村和基层的新闻一下子遍地开花。依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个采访者,这种风暴式的采访很难真正进入一个乡村,了解那里发生的真相,更别说走进他们的心中,除非你自己变成一个农民,而没有一个记者会那样做,当然做出的新闻成色要大打折扣了。

农村穷、农民苦、农业真危险,这是社会现实,但赈灾、救济、扶贫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的问题。最近有媒体爆料,南京城郊接合部许多农民因为拆迁获得了巨额的补偿,但“一夜暴富”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上班,无所事事,整天泡在棋牌室打发日子;有的染上毒品,沉湎赌博,变卖房产,妻离子散。报道还说,大笔补偿款到手后,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一部分人因挥霍无度,变得一贫如洗,不少“拆迁富翁”面临返贫的危险。

事实上,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拆迁富翁”身上,许多通过各种途径脱贫的村民都面临着脱离土地之后的生存和生计问题,用一句时髦话讲就是他们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得到解决。大家都明白,土地对农民来说,有两个基本的功能,一个是保障功能,一个是承担着基本生活的需要,土地未被征用前,农民有房住、有地种、有粮吃,而一旦被征用后,巨额的补偿看似解决了当下的生活问题,但却忽略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的保障功能,失去土地的农民,因为缺乏技能,又没有其他的手艺,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赖以谋生。

撂荒、空巢、赌博、消废、污染、偷盗等等,这就是今天农村的现实,无论是业已挣脱土地束缚的市民,还是那些至今固着在土地上的村民,无论是前朝的新农村,还是今世的城镇化,他们统统被无形之手绑架了,每个人都被滚滚向前的改革车轮所左右。离乡离土,成为他们当下最大的梦想和愿望。

在农村,曾经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一句是财大了气就粗,另一句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前者说的是财富带给人的心理作用,正如酒壮怂人胆,后一句推己及人,说的是金钱的威力。如果说前者是对那些突然发了横财的人们的刻画,那么后一句则更像是对那些游走和周旋于权贵之间小丑们的描摹了。套用董鼎山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没有诸神的时代”?在一个没有诸神的国度里,群魔乱舞,恶鬼缠身一点也不奇怪了。附着在人身上,不是狂妄不羁,就是信仰缺失。

过去乡村里有好多神庙,在破四旧的年月里,许多神庙被砸和毁坏,近年来,随着生活的改善和人们思想的觉悟,这些被拆的神庙又建了起来,而且更气派和更宏伟。一位乡村老人指着高大气派的神庙这样说:过去,神庙虽然拆了,但神还在人们心里,人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首先要对的起自己的良心,抬头三尺有神明,人们想作恶也会自我约束,现在神庙一座比一座豪华,但心里早都没有神了,有钱便是神,同样是庙,神坛已经易主了。

小时候,村里一位老人经常“座神”,我之所把“坐”写成“座”,不仅因为神是用来供奉的,还因为懵懂无知的我,天真的以为是“坐神”是将用来捆柴草的绳子坐在屁股下面的一种迷信活动,有一次偷偷去了他们家,我才知道了真相。当神灵附体的时候,人就浑身发抖和癫狂起来,据说此时作为肉身的人是浑然不觉的,他的面前放着一大斗子麦子,里面生长着一棵圣树,说是圣树其实是一根棍子,上面绑着用各式各样的彩纸做的“花朵”和类似赤脚医生药箱上的“十字”纸片,前来求神的人跪在地上一边叩头一边诉说着自己的不幸,而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妇女,都是不能生育或者没能生育儿子的苦命女人。

她们接受着所谓“神”的呵斥,一边看着“神”拍者桌子,直到从麦斗里的圣树上掉下他们所祈求的“花”来。当然前来求生儿子的人是最多的,她们回去后就将十字花烧掉用水冲着喝了。我不知道那些远道而来的他乡人是不是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反正在我们村里有好几位妇女因为喝了这样的“神药”都生了儿子。

再后来,我这位老乡再也没有座过神,不是不想座,而是请不来这位据说是来自四川峨眉山的黑佛,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最为可靠的一个说法是,村里有几位得到神灵照拂的妇女,因为计划生育超生不仅罚了款,还打掉了从神灵哪里祈求来的孩子。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正是计划生育紧张的时期,有的计生人员甚至摸黑潜入农家抓孕妇,有如日本鬼子进村,弄得乡村鸡犬不宁。秋风扫落叶般的计生运动,不仅让乡下生活的人们终日恓惶不安,也让表面上看来无所不能的神灵也无家可归。

在老家的丘陵地带,至今都到处散落着各种各样的堡子,那些厚厚的城墙,虽然经历了岁月的剥蚀和减塌,但透过它们,仍然能想象出这些古城墙在保护那些因逃避战乱和土匪的奸淫抢掠的人们所起的巨大作用。如今在这个所谓的太平年间,这些堡子统统建起了神庙,里面供奉的有关公、二郎,王母娘娘,土地、雷公等路神仙。让诸神们寒心的是,他们苦苦的等待,只能在岁尾年节里才看到一波又一波前来朝拜的人们,说是进香和朝拜,也无非是祈求神灵护佑他们平安或者是许愿来年发财之类的愿心。其他日子,这些修建高达、宏伟、华丽的建筑,基本成为麻雀和喜鹊的天堂。

与农村这种神坛崩塌,神灵易主的现实相比,城市好像成了乡村诸神延续香火的又一处圣土和净地。2012年,在兰州著名的酒吧一条街甘南路上,我与一位来此榆中的大仙共进晚餐,他晃着从某腐败街腐败来的软中华说,现在的贪官们最怕的不是吃不好,穿不好,而是睡不着,身不稳、心不安,这种病哪里是药到病除的中西结合能治疗的了的?而他们的存在为这些整日寝食难安的人们排忧解难,用行话说就是禳灾避难,让他们心安身稳,每禳解一次,底线是三万元,上不封顶。听着他滔滔不绝的炫耀,我真有此生入错行的悔意。

后来,在五泉山附近的一栋楼宇里,我又邂逅了一位类似的大仙,结实厚重的防盗门口摆放着可容三人的沙发,来往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要想见到大仙必须得预约排队,其规模和阵势远比大医院退休的老中医门诊还要热闹。而被高价所带走的无非是几句好话或者一个神秘的纸条而已。方才明白了,当那些挣扎在生存边缘摸着石头的农民们准备趟过城镇化之路时,诸神们已经先他们一步进城了。

其实乡土是有神性的,这种神性,不仅护佑着生活在其上每一个人肉身,还护佑着每一个人灵魂,一旦失去对乡土的敬畏,也就是失去对乡土神性的敬畏。一个心中没神的人,是很可怕的,表现在生活上不是遇事六神无主,就是无恶不作。

因工作关系,我过去走了不少地区,尤其是西部乡村,我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不少地方修建了不少神庙,有关帝庙,山神庙、土地庙、二郎庙、除了庙之外,还有各种寺和观,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规模宏大,一座比一座辉煌。这些所谓的公共建筑,有的是当地善男信女集资修建的,有的是一些当地的民营企业家捐资盖起来的,建筑前面不仅有功德箱,而且还有出资者的功德璧,信仰一眼看的见。

庙立起来,神位也供奉了起来,但这些场所几乎一年四季很少有人光顾,所有的设施都是一种摆设,只是在岁尾年初的几天里迎接一些前来敬献香火的远行人,祈求来年平安健康,四季发财。相对与那些一步一叩首,一步一作揖匍匐前行的藏民来说,这样的祈福和许愿不仅目的明确,而且态度也显得潦潦草草。

提到神,人们容易想到鬼,神与鬼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吊诡的是,人们不相信有鬼,却深信神灵的真实存在。但在现实里,没有人看见过神灵的摸样,却常常遇到过妖魔鬼怪的影子。如果说神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和未知,是人类对于更高希望的象征,那么鬼所映射的则是人性的邪恶。

在破四旧的年月里,我们总是把敬神当做一种封建迷信来扫除,我们总是以自己是无神论者而洋洋得意,就连给逝去的先人们烧张冥币也被认为是愚蠢和无知的举动。改革开放以后,对神灵的敬畏虽不像洗脑以前一样那样洁白和纯粹,但人们对神灵的态度却变得复杂多变了起来,既暧昧又拒绝,既排斥又渴望,若即若离,心口不一。至于因土地建立起来的各种崇拜和乡俗礼仪则处于濒临失传的局面。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着这样一种传统,就是离乡离土的人们,总不忘随手戴上一撮老家的泥土,想家的时候拿出来闻闻,有的干脆撮一点放进碗里吃了,与其说是服异乡的水土,不如说是精神的自我的疗伤,这种作用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我以为这种乡土习俗只有中国才有,后来在一本书中才知道,东欧的农业国家波兰也有类似的习俗,可见这是乡土文化在人们心里的地位

过去,在我国不少农村有这样的习俗,就是在每年的庄稼收割时,都要祭奠土地,以回报土地一年来的付出。慢慢的,这种仪式随着以户为单位的小农个体劳动带来的改变逐渐式微了,但只要还是有良心和懂得感恩的农民,在每年开镰时总不忘在田间地头献上随身带来干粮和一杯清水作为对土地的无私奉献,这可以说是天下最简单却最诚挚的感恩方式了。

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农村,还有多少地方固守着这样的习俗。我知道的是,每到杏黄六月,成群结伙的麦客涌入关中大地,谈好价钱,刚才还翻滚麦浪便应声倒地;成群结队的中原大地上,到处都能看到机械收割的景象,一声令下,平畴沃野瞬间衣不蔽体。人们看到的只有钞票,谁管这是土地向苍生最无私最丰厚的回报。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重心的发展前提下,金钱的威力在横扫城市的同时,纯朴的乡村也未能避免。邻居们建房,不再是辫工和帮忙,而是每天支付不亚于城市打工者的日工资的支出,亲房们有个红白喜事,礼金的多寡也成为衡量人情深浅的指数。电视进村,人们不再相互走动和聊天,而是望着越来越大的屏幕,咀嚼和感受别人的快乐。总之,乡村原来那种纯朴、真诚、无私、包容的品行不见了,代而起之的是人和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我不反对农村人住高楼,也不愿看到农村在现代化之路上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但我更不愿意看到农村人在奔小康的过程中,被那些庸俗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城市生活征服的奴颜婢膝,物欲膨胀,贪心日重、道德败坏,信仰缺失、人心堕落,神坛崩塌。因为他们,至今还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良心,呼唤诸神归来,重建乡土的神性,我们的心田才不会荒芜,我们的才会有可期许的未来。

 

摘自: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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