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 : 民主与自由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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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场后的埃及冲突持续激化,目前似已进入死结般的僵局。在穆斯林兄弟会看来,他们是为民主而战。穆尔西是民选总统,未经程序就被政变下台,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事实。因此他们的谈判条件是回到7月3号之前(即政变之前)。但,在世俗派看来,他们是为自由而抵抗。穆尔西任职以后,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修宪,使这个业已世俗化的国家不断伊斯兰化,这严重妨害了他们的世俗自由。要谈判可以,承认7月3号是前提。这样看来,埃及的冲突,尽管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如果化约,是否可以浮现出这样一个轮廓,即民主与自由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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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2013年1月25日,埃及开罗解放广场,一名手缠锁链的埃及老人参加反对穆尔西政府的示威游行。图片来源:新华社。)

我关注埃及事务,是因为我关注专制国家的政治转型。我设想,假如我身处埃及,将会站在哪一边,答案是我肯定站在埃及世俗派这一边。尽管我承认,埃及军方的举措是政变,它的确是颠覆了一个民选政府;而且穆巴拉克之后的埃及民主,是真民主不是假民主。但尽管如此,这样的民主如果侵害了自由,哪怕是一个人的自由,我也肯定站在自由一边。

民主与自由,都是普世价值;但,两者同为善,却难免时有价值上的冲突,或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比喻是“诸神冲突”。体现在这一年来的埃及事务中,面对国内不同的宗教文化,民选总统穆尔西不但不恪守价值中立,反而把个人的穆斯林倾向带进国家政治中,为这个国家的伊斯兰化和政教合一助力。最危险的就是去年12月用以公投的新宪法,居然把伊斯兰教法视为国家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它还走完了所有该走的程序,两次公投,获得了63.8%的支持率。

这部宪法如果从民主角度看,没有问题;但如果从自由角度看,它显然侵害了非穆斯林群体的公民自由,哪怕这个群体在国民中只是少数。政治文明国家,民主的多数无权把自己的宗教倾向强加给任何人,哪怕它通过的是宪法。而且宪法制定本身,在不同文化与宗教之间,必须保持价值中立。此正如美国学者达尔在《论民主》中所说:“宪法能够以中立的姿态出现在公民中间。宪法可以保证根本的权利和义务,也可以保证,立法过程的设计,不会偏向或苛待任何一位公民或公民团体、他们的观点以及合法利益。”(见该书第134页)

穆尔西的新宪法,保证了伊斯兰民众的信仰权利,但没有保证信仰基督教的公民权利。自由信仰不但在宪法中没有体现,而且这种自由也无法获得宪法的保障。可以说,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埃及这样的宪法有偏向就必然有苛待,因而它是非宪的或违宪的。哪怕它在民主上无可挑剔,亦即它可以获得也确实获得了多数支持,却改变不了它反自由的性质。

民主与自由,有相容的一面,也有顶针的一面。后者一旦出现,人们便面临鱼与熊掌的选择。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我个人的态度是,舍民主而取自由也。因为自由与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乃自由优先于民主。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严复就民主与自由有过这样表述: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民主的功用正在于通过它来维护个人自由,设若它居然可以反噬自由,那么,它注定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因而不是让人可以接受的民主。

换言之,民主其实也是自由,属于相对于个人自由来说的政治自由。人总是先有个人生活而后才有公共领域中的政治生活;因此,就两种自由来说,也是个人自由先于政治自由;同时政治自由不得侵害个人自由。信仰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世俗派没有侵害穆斯林的信仰自由。但穆尔西的新宪法,因其内在的伊斯兰倾向,尽管获得多数;这多数却以宪法的名义侵害了非穆斯林信众的自由。

自由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它需要保护。能有效保护自由的,是宪政;民主则靠不住,哪怕它不侵犯个人自由。专制体制下个人自由受侵犯,同时也没有政治自由。一旦转型,它所呈现的难局,往往是民主易而宪政难。并且民主常常被运用在不该行使民主的地方,如个人自由领域。但民众一旦获得专制下难以获得的政治自由,便不免有滥用的可能。投票决定一切,却罔顾比投票更重要的法治和宽容。

根据埃及教训,我个人的看法是,专制体制的转型,用力处首先应当放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宪政和法治上。个人自由是底线自由,必须优先;至于一人一票的自由,是后发自由,甚至是最后的自由。因此,从个人自由到政治自由,不妨是政治转型国家自由推进的路线图。

摘自:http://dajia.qq.com/blog/26903503789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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