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两百多年前的灌水猪肉 从历史看“国民性”

摘要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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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也是由历史塑造的。”畅销书作者张宏杰的新书《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论的是中国人的品性。

上大学以前,因为课本枯燥刻板,历史课是张宏杰深恶痛绝的课程之一。1990在大学读书时,他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和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三本书引发了他对历史的兴趣。“《万历十五年》打通了历史和现实;而人性让我找到了进入历史通道的钥匙。”

2000年1月,张宏杰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2004年,《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出版。在海关工作的福建读者石悦,站在书店里读完这本书,后来就开始在网络上用“当年明月”这个名字写《明朝的那些事》。

2006年,《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这本书给他带来了众多机会。在一位读者的帮助下,张宏杰调到一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不久又破格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葛剑雄。博士毕业后,再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后,还上了《百家讲坛》。

张宏杰已不再写小说:“现在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功能上,历史彻底取代了文学的‘启蒙’作用。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自尊心巧妙地消失了

南方周末:“国民性”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词,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中国人的气质》、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龙应台《野火集》之后,你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又想表达什么?

张宏杰:自民国开始,关于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论。我实际上从国民性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变化。这本书也可以叫“中国历代民族精神的演变历程”。

提起中国历史,我们最爱说“五千年文明史,泱泱大国,文化灿烂,礼仪之邦,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他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这样,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用他的原话来说“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

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乾隆初年,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鼎盛时期,可是他们对中国人印象十分不好。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歌德、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中国人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船上做饭的厨师试图隐藏鸡腿,人与人之间漠不关心,冷酷无情,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

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南方周末: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张宏杰:马噶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儿童和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只以成败论英雄

南方周末:这是中国人国民性的由来?

张宏杰:改变要从秦朝开始,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开始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穷要打、富要打。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可以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七百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当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了。

秦朝到汉朝以后,中国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是只求胜利,只问结果,不择手段,往往出现大规模的屠杀,出现屠城现象,满城杀光,一人不留,胜利者一个比一个残暴。

南方周末:“以成败论英雄”的开始?

张宏杰:成败论英雄,出自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毛泽东认为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不肯半渡而击,结果打输了,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中国文明的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明朝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则是专制集权到顶峰,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文人、商人阶级,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扬州十日屠城,杀死80万人;嘉定三屠,浮尸满河。

清史记载,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非常残忍,从东北跑到山东,就是为了抢牲口、抢人,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恐怖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

南方周末:为什么说明朝对中国影响最大?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朱元璋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控制社会、民间的一切组织力量,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朱元璋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老百姓的一举一动,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

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明朝还发明了廷杖制度,把大臣当成皇帝的奴仆,取消了丞相制度,皇帝控制了所有的政务,把专制集权制度推向高峰。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们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

晚明有一句话叫燕巢幕上,就是燕子在窗帘上做窝,明知道这个窗帘是靠不住的,人家一拉这个窝就碎了,但还是全心全意地把这个窝建得非常好。南明小朝廷的时候,皇帝一个个都不争气,大臣们也都知道朝廷肯定是靠不住,但还是拼命地争。不是说团结起来对付满族人,或者是镇压农民起义,就是能捞一天钱,先捞一天钱。船马上要漏了,我不说急着去补漏洞,或者跳到另一只船上,还在船上抢那么一点粮食。这种心态如果跳出历史,你会感觉很不可理解,但是身处那个时代,你又很能理解:每个人都觉得我对大势是无能为力,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一点是一点,能抓到一点是一点。

“以德治国”,成本最小, 效果也最小

南方周末:梁启超、鲁迅他们一直都在提倡改造“国民性”,但没有成功。

张宏杰:梁启超说中国人身上有奴性,甘于帝国的统治,甘于暴力的统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识,只有私德意识;缺乏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三大弊病。要改造中国,关键是改造每个人,通过写小说、办学校、办报纸的方式,思想启蒙,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身上的缺点,唤醒老百姓,变成新民。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启超的思路后来被鲁迅所继承下来。鲁迅对制度变革丧失了信心,他说如果没有新的国民,这个国家换什么招牌都是没有用的,人还是原来的人。所以鲁迅整整20年时间,不停写作,攻击中国人的劣根性,希望唤醒老百姓。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胡适、孙中山、蒋介石式的国民性改造试验?

张宏杰:蒋介石认为改造中国国民性,最直接的方法是开展新生活运动,他制定非常详细的新生活规范:比如吃饭的时候咀嚼时不要发出声音,鱼骨不要放在桌子上等等,通过政府力量强制大家执行。各省积极贯彻,差派政府官员到饭店检查,强迫老百姓遵守新的行为标准。胡适马上说这种运动产生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肯定助长老百姓更虚伪,大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结果真是如此。

胡适的核心是用制度来训练国民。

孙中山提出,中国人从臣民到国民,必须对民众进行政治制度的训练培养,分阶段完成国民性改造。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提出了三步走的构想。

国民党基本是按照这条路往前走的。

南方周末:中国人还是喜欢用“以德治国”来改造“国民性”。

张宏杰:黄仁宇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明白的说法。他说中国古代这样去做,因为这种做法成本最低;中国不是一个建立在数目字上的社会,你没法用比较复杂、精微的手段去控制和调整,你只能寄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办法,把人的贪欲约束到最小的程度。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也是,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毛泽东,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都认为改革国民性就是每个人洗心革面,从我做起,纠正自己的行为习惯,整个中国就会变化。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是更决定性的。整个社会环境、社会体系文化惯性在那里,每个人去改变自己,整体跟着改变,这完全是一个神话。能够通过道德去解决的,只是非常小范围内的问题。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摘自:http://www.infzm.com/content/9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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