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 : 奥威尔的B面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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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图片来源于网络)

斯诺登曝光美国“棱镜”项目后,《一九八四》突然在亚马逊热销起来,人们似乎担心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会堕入奥威尔所描绘的极权主义图景中。

而在中国,奥威尔的名字以及“1984”、“动物庄园”,作为反极权主义的代名词,一直以来备受自由主义者的青睐和推崇。甚至有人断言: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不过,在奥威尔那边,他却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批判极权主义,并非为了捍卫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他的目的,包括他极力打破弥漫欧洲的苏联神话,是为了振兴社会主义运动。

由于早期的经历,使他年轻时就有了从底层和被压迫者一边看世界的视野;投身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又使他看到了左翼政党内部大清洗的残酷,这从中国语境中看上去,奥威尔应该转向反极权更为有力的自由主义,但他却坚定不移地继续选择社会主义,这会让中国诸多自由派人士感到费解。因为后者正是在自由主义的轨道上理解和想象奥威尔的。

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乌克兰文版序言中说:我成为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出于对产业工人中比较穷困的一部分受到压迫和忽视的情况感到厌恶,而不是出自于对计划社会有什么理论上的愿望。

这交代了他之所以自始至终坚守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根本原因是出于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和对底层民众(包括殖民地)的伦理关怀,甚至还带有一点点超越性意义的追求。显然在这一方面,当时在欧洲运行着的自由主义并能不令他满意,反而是诉诸“平等”价值、更具伦理关怀的社会主义,对他、也对很多人更有吸引力。

但在中国语境中,出于“路径依赖”式的“‘反对’依赖”,在许多人那里,“左翼”跟自由主义压根就是冤家,难以想象像奥威尔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也可以坚定反对极权主义,让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伦理关怀,而不是国人习惯的终极信仰。

无独有偶,另一位在中国语境被视为反极权重要资源的捷克作家哈维尔,也存在着类似的态度和立场。哈维尔在自传中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称自己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原则、理论、意识形态,倒不如说是一个人道的、道德的和感情的范畴。

哈维尔认为,在历史上凡是站在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们一边的,都可以称为社会主义者。只是后来他不再使用这一称呼了,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术语已失掉了原有的意义,沦为空洞的意识形态咒语,使得思想僵化在一种观念不变的封闭结构里,远离了社会现实。但他的一贯立场却从未更改,直到他当总统后,仍然说自己的心长得有点左。

无论是奥威尔,还是哈维尔,都对极权主义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奥威尔虽然反对斯大林模式,却不是一个简单的反苏分子,他认为极权主义在民主的英国,在每个知识分子的观念之中都有可能扎根生长。

而哈维尔更是明确指出,极权主义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例外,而是西方启蒙理性主义自身膨胀的不祥的产物;在极权主义内部,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是互相构成的,并不存在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正是这种认知,使他在捷克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倡导从道德而不是政治方面着手解决社会危机,极富创见地阐释了政治与道德之间的有机关联。

两人在各自历史条件下的自我定位,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反对者。他们的态度和立场均包含着感情、历史、人道等多个维度,不可能被诸如左翼-社会主义或右翼-自由主义这类标签所囊括。

然而,在中国语境下,这类标签却常常被用得心应手,并篆刻着我们的思维特征。比如诉诸奥威尔,便是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诉诸哈维尔,则只把他看作一个单纯的政治反对者,只看到他对外批判的一面,忽略了他对“东方”和“西方”等对立之物的更复杂的批判,也忽略了他内部主体建设这更重要的一面。而那些号称“左”派的人,则又因附加在奥尔威身上的反苏标签而整体地回避了他,也因哈维尔被对立一方用作思想资源也整体地排斥了他。

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鲁迅。中国自由主义者接受奥威尔而排斥鲁迅者,为数并不少。这当中自然有鲁迅曾在“文革”及“文革”前被意识形态充分误解的原因,但更有当事者从前意识形态走出后,仍然顽固地继承了前意识形态的标签式“反对/拥护”之思维方式的原因。

结果,在面对历史和既有思想资源时,只要贴上“标签”,即予自动认证。比如,像“胡适还是鲁迅”这个二项选择所提示的那样,可自动认证于胡适而反认证于鲁迅。

至于鲁迅始终反压迫,包括反“革命”中的专制,更包括1928年和1936年两次预见革命后的恐怖情景(见《“醉眼”中的朦胧》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连同他的反意识形态思维,在不少中国自由主义者那里,都没有耐心加以知悉和体味,有的只是标签式思维中的“凡是……凡是……”的惯习。

尽管,鲁迅与奥威尔、哈维尔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奥威尔和哈维尔之间也千差万别,但在中国当代语境中,有一种东西却把他们连接在一起,那就是他们在各自承担历史使命时相似的思维方式和态度:执着于伦理立场,坚持“从下面看”,立足于具体的生活经验而非标签式的意识形态立场。由于时代间隔的原因(在鲁迅逝世时,奥威尔正准备启程赴西班牙,哈维尔则刚刚出生),鲁迅自然不如后来者所“知”明晰、深刻,但在奥威尔和哈维尔自觉意识到的方面,鲁迅却不自觉地完成了。

关于鲁迅的“知”,日本思想家竹内好曾说:鲁迅的“知道”,并非作为思想的“知道”,那是作为肉体、作为投身于其中的“挣扎”,作为倾注了文学家诚实的行为,通过他一生的体验所获得的“知道”。也就是说,鲁迅并不是从观念、意识形态上去理解和把握现实政治问题,而是根据自己切实的身体感觉来选择自己的态度和立场(竹内好:《从“绝望”开始》)。

中国当代思想资源本来就贫乏,但许多自由主义者却又因自己的偏见、无知和意识形态思维而人为地割除了鲁迅这一重要的本土资源,一如他们看不到奥威尔的社会主义面向,也忽略掉哈维尔的内部主体建设一样。这是很可惜的。

摘自:http://dajia.qq.com/blog/22982603906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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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年09月02日  所属分类:呐喊
  1. 中国的读者们,认识面往往有选择性,即只看一面或某几面,自动忽略心里不认可的那些面。这一定会导致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