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 方术:权力的润滑剂和迷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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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唐代诗人李商隐这首《贾生》,讽刺了帝王对鬼神之事的关注重于对黎民百姓之福祉的关注。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还算是有道之君,尚且如此,其他的君王可想而知了。

然而若从人性的角度仔细分析,汉文帝这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举动,却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对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帝国皇帝来说,社稷之稳固,黎民之幸福固然很重要,但这些毕竟属于现实世界的事情,对应的技能和知识乃在经验范围之内,天下愿意且可以为皇帝做事的人很多,不独一个贾生。而再有雄才大略的英主,必须要面临任何人都绕不过的问题:生理的欲望和对死亡的恐惧。——而这些问题,属于未知领域。方术之所以能使皇帝变得不理性,乃是因为方士用方术,击中皇帝的两大软肋:欲望与恐惧。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部落的首领往往是巫、师、君三者合一的。因为处于科学不昌明的蒙昧时代,部落首领不仅是民众世俗中的领导者,而且兼有精神导师的身份,其表现出能沟通天地、祈福禳祸的“法术”,会让其部落的人得到灵魂上的抚慰,这类“法术”有助于其领导权的巩固。

作为政治早熟的民族,华夏民族较早地告别了“巫君合一”的传统,至少在周武王克纣后,周公制礼,君王的统治之合法性靠“绩效”(即社稷稳固百姓安居乐业)和道德品质(勤政安民节俭等等)维系的,所谓“作之君作之师”,只有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祭祀仪式上,君王充当的角色仍然有部落时期“大巫师”的残余。

可以说,自周朝以后,“巫师”“方士”已失去对政治权力的决定性作用,沦为君王的“门客”,属于和优伶地位差不多的群体,即便有时候他们中某些人博取高官厚禄,也只是因为其能给权力拥有者提供润滑剂和迷幻药而已,也就是帝王或权臣因现实中的享乐和求长生的需要,方士们(或寄身于佛道的方士)投其所好,提供一些物质层面的(如丹药)和精神层面的(向上天祈福)产品。尽管这类方士也曾卷入过政治斗争,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政权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权。

秦始皇横扫六合,以霸道而取天下,进而焚书坑儒,其在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解释方面毫无建树,不能不说是其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后世史家,论述帝王迷恋方术而误国,秦始皇总是首当其冲的例子。

《史记 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齐人徐巿(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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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清末道教徒。图片来自网络。)

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只是骗皇帝的噱头,徐福一去不复返,只留下徐福和数千童男女定居在日本列岛的传说。

一个人对最希望得到却最难得到的东西,是很容易丧失理智的,情愿一而再再而三被骗,胸有韬略的霸才秦始皇亦如此,被徐福骗了一把,还是不死心,接着又被卢生所骗。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可是始皇帝照着卢生所说的去做,还是得不到“不死之药”,卢生害怕被杀,于是脚底抹药,溜了。感觉受骗的秦始皇,说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对梦醒的秦始皇来说,不久前还恩宠有加的“神人”,一下子就成了惑乱天下的“妖人”。——后世以方术邀宠于皇上的方士,其命运基本上和徐福、卢生这些前辈差不多。

秦始皇求不死药不可得,反而被江湖骗子骗了几次。但这个历史教训并没有被后世的君王所吸取。或许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心存侥幸,拥有天下的帝王更是如此,他们总相信自己是幸运者,前代帝王找不到的不死之药,或许自己能找到。于是,一代代兜售春药和不死药的江湖骗子有了用武之地。

汉朝初期,皇帝无为而治,用度俭朴,与民生息,经文帝、景帝父子两代的励精图治,到汉武帝刘彻时,国力处于鼎盛阶段。汉武帝好大喜功,一改父、祖两代的对外方略,对匈奴屡次发动战争。而其迷信方术,远超过了祖父文帝,汉文帝只是就鬼神之事向贾谊不耻下问,而武帝,几乎把秦始皇求仙问药的故事重新演了一遍。元丰元年,“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秦始皇时有徐福、卢生等方士,汉武帝时则有公孙卿这类方士。“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

汉以后的方士或许是吸取秦、汉时代徐福、卢生、公孙卿等前辈的经验教训,他们取悦于皇帝之道更为纯熟,不将话说得太满,譬如不再言之凿凿说何处能见到神仙,何处等寻觅到不死药——如此容易露馅。而是靠进献春药药方让帝王和权贵享受生理上的欲望,或者靠摄养占卜、符篆斋醮之术将皇帝和权贵搞得神魂颠倒。如《旧唐书》记载术士叶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念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 ——基本上和王林大师“空盆变蛇”“空杯取酒”一样的路数。

唐室尊道家创始人李耳为先祖,高宗时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与后来热衷炼丹、辟谷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为创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炼丹、寻道、访仙成为了时尚。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辈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当然,唐代许多士大夫亲近道士并非仅仅是为了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更多是为了追逐现实中的富贵。由于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宫禁,与皇帝和达官显贵有着亲密接触,因此其言行能影响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叶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层政治,自己在《留诗》中不无自得地夸耀:“适向人间世,时复济苍生。度人初行满,辅国亦功成。”他本人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过科举等正常方式当官,而入终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声名,进而得到皇帝赏识一举而得高官显爵,成为一种“曲线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终南捷径”。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术。宋真宗梦见神人授天书,自认为是吉兆,改元为大中祥符。有这样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参知政事(次相)、枢密使(掌军政大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谓,曾教唆女道士刘德妙:“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刘德妙凿地挖得一只乌龟,带入宫禁,欺骗皇帝说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术的超级“粉丝”,宣和七年,送徽宗诏内禅,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没能保佑他避免国破被俘、客死于金营的悲惨命运。

明朝最好仙道的是世宗嘉靖皇帝,他中年后长期在深宫内筑乩修炼,不问政事。大臣如严嵩等人,靠写好斋醮时献给上天的青词而得宠。道教领袖邵元节、陶文仲得以大用。邵官至礼部尚书。——让一个炼丹修道的方士掌管天下名教大权,真正是斯文扫地。而陶文仲被封为恭诚伯。明初辅佐太祖打江山的功臣刘伯温所得到也不过是伯爵(诚意伯)。不信或不尊崇仙道的大臣,则被冷落甚至严厉处罚。如首辅夏言不愿意穿戴皇帝赐给的道冠道袍,而失去了嘉靖帝的信任。太仆寺卿杨最上疏嘉靖帝,指出妖道之方术无非是骗人的把戏,竟被皇帝下旨廷杖而死!

相比较而言,清代的皇帝对待方术的态度是最为理性的。从顺治开始,尊崇宗教如藏传佛教,只是其为了统战的政治需要,没哪个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样沉溺于荒诞不经的方术(服用春药的皇帝如咸丰倒是有的)。

尽管从秦开始,中国历史上不乏被方术所惑的君王和权贵,但由于中国一直由理性而务实的儒学作为政治和伦理的支柱学说,方术也就只能成为权力的润滑剂和权贵的迷幻药,方士,再如何得宠,也只能是弄臣。没有哪个方士,能够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领袖的地位——如这样做基本上就等于造皇帝的反了,如东汉末年的依靠太平道的黄巾起义,元末依靠明教的农民起义。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时,萨满教的大巫师通天巫阔阔出立有大功,后居功自傲,想成为与成吉思汗并驾齐驱的宗教领袖,于是成吉思汗毫不手软地将其除去。

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帝制时代,这个通天巫阔阔出越过了红线。他必须死。

摘自:http://dajia.qq.com/blog/22368606255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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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年09月04日  所属分类: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