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 : 鲁迅何时才能得自由

摘要

20世纪我们也有过自由教育的历史。比如北洋时代就是一个自由教育的时代,那时政府不会把权力之手伸进教科书和课堂。相反北洋军人倒是普遍地尊重并扶助教育,且一般不干涉它。北伐之后,国民党统治天下,教育开始受到权力污染。学习前苏联,国民党逐步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亦即用政党意识形态统一学生思想。但,即使如此,二、三十年代的学校教育亦有可圈可点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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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家”上冉云飞先生的《鲁迅难倒了教科书》,深有同感。这几年每到秋天开学,的确会听到鲁迅从教科书里出来又进去的消息。这次议论出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一语文教材,原来有鲁迅的散文《风筝》,现在风筝不见了,便惹出一番议论。人教社还特地出来澄清,这是误读。原来,从初一拿走《风筝》只是技术调整,鲁迅不但没有离开教科书,他的文章在中学课本中所占比例依然是作家当中最高的,一共有六篇。

这样的议论和澄清,都让人感到滑稽。鲁迅的文章为什么不可以走出教材,正如鲁迅又为什么不可以进教材,这难道不是教材编写的自由选择吗,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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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成问题的岂止是教材,而是包括教材在内的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是面向国内普通教育的国家级出版社,鲁迅长期以来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光标;所以,他在教材里出现与否便非同小可,很容易被视为某种意识形态的风向,从而不断惹出各种风言风语。

也许换一个语境更能说明问题。设若把鲁迅放到台湾教材里,类似的问题会出现吗?答案是不可能。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今天的台湾,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解严以前的台湾。解严前的台湾,鲁迅的书是禁书,不可能进课本,因为课本的编写和出版是由政府控制的。但台湾转型以后,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鲁迅当然也获得了出入教科书的自由。由于教材编写不再是国家的事而是民间各出版机构的事,你可以选鲁迅,正如我可以不选,于是人们自然不会关心教科书里到底有没有鲁迅。

说到底,教材只是表象,教材的后面是教育。如果是自由教育,教材编写就是一种权利,它与权力无关,也不受其控制。但如果不是自由教育,而是与之相反的国家意识形态教育;那么教材编写就不属于权利,而是属于权力。所谓国家统编教材,就是权力对教材乃至课堂的全面掌控。它不但是自由教育的反面,甚至本身就是反教育。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在教育上体现,就必须让权力退出教育,包括退出对教科书的编写。当年台大教授殷海光翻译过奥地利哈耶克的一篇文章,叫“论思想国有”,主要是批评极权国家不但生产资料国有化,连思想也国有化。国家用它所需要的思想凌驾并取代每一个人的思想,因为这样才能使民众成为便于统治的整体。由国家掌控教材编写,亦即让权力决定学生学什么或不学什么。这样的教育当然不可能是自由教育,说它反教育就在于自由教育是让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教育国有化则是按照权力需要的模式把本来不同的人训育成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权力话语称为“接班人”。我们所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接班人”,而不是一个大写的人。

20世纪我们也有过自由教育的历史。比如北洋时代就是一个自由教育的时代,那时政府不会把权力之手伸进教科书和课堂。相反北洋军人倒是普遍地尊重并扶助教育,且一般不干涉它。北伐之后,国民党统治天下,教育开始受到权力污染。学习前苏联,国民党逐步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亦即用政党意识形态统一学生思想。但,即使如此,二、三十年代的学校教育亦有可圈可点的自由空间。

这里不妨举一例。以上说到哈耶克,他有一个中国弟子叫周德伟。周德伟当年考进北大,正值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可是周德伟天生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对当时流行的新文学很感冒。在他三十年代负笈英伦就学哈耶克之前,有过一段在山东省济南中学的教书经历。他在自传中说,他的国文课前任是一位文化左倾,“所用教材均是周作人鲁迅老舍等尖酸刻薄之文字,或胡适之所作之红楼梦考证徐志摩之诗等作品。此皆余素所不喜者。”怎么办?很简单,既然前任可以让鲁迅进教材,他就可以让鲁迅出走。结果这些所谓的新文学新作家俱被周氏请出课堂,请进来的倒是孔子。比如他先讲孔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次讲孔子鼓励学生“盍各言尔志”,然后问询学生,孔子的思想“与思想自由之旨有别乎。”周德伟的个例不妨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教育细节,什么是思想自由,什么是教育自由,我们可以从这个细节体味。

(责任编辑:王晶)

摘自:http://dajia.qq.com/blog/30689606253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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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年09月10日  所属分类: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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