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就文革杀人忏悔 受害者家属:你认账 佩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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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王冀豫(前右一)入伍前与比他小几届的伙伴们在一起。图/受访者提供

原题:我们为什么忏悔

开始有人为自己曾经的罪与恶忏悔,最近越来越多。或许我们更多应该思考,是什么让普通的他们成了作恶者

文/刘丹青

一个冬至日,王冀豫给父亲烧纸,和往年一样,他烧的时候多点了一堆,给另一个人,张宏(化名)。

也和往年一样,父亲的纸烧起来了,张宏的却一直点不着,“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我都认了,你别跟我过不去了!”他急了,跺脚大喊,火一下子蹿起来。

那是2009年,王冀豫第一次公开忏悔。他杀过人,叫张宏,文革武斗时打死的,当时他16岁,张宏21岁。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张宏死后,王冀豫多了一个习惯:吃包子。

一顿一斤,一天三顿,从1967年8月5日到9月18日,吃了整整一个半月。包子一斤8毛,多的时候一天10斤。

另一个变化是掉头发,一抓一把。他梦见自己躺在一块木板上,木板很窄,下面深不见底。一个女人告诉他:“你要在这儿躺一万年。”

16岁的少年,听了这话坐立不安。

这之前王冀豫不信邪、不认命,一张黑脸,什么都不怕。从小在北京部队长大,父亲是部队高官,他打架斗狠、偷鸡摸狗,身边永远跟一群小混子。

那一次武斗改变了他。

那天,几个红卫兵正把一个男孩打倒在地,一下一下踢他的头,他们穿着皮靴,踢得王冀豫一阵不安,“别踢了!踢死了!”他上去抱住男孩的头。

一个红卫兵一把拎起他:“他是阶级敌人!你怎么站在敌人一边?”“敌人”两字一出来,王冀豫沉默了,“我怎么护着敌人?”

他觉得一阵羞耻。1967年,文革正风起云涌,“阶级敌人”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很清楚。5秒钟之后王冀豫伸了第一脚,他也穿着靴子,一脚踢下去,一阵从未有过的快感。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47年后,王冀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5秒钟彻底改变了他。

1967年8月5日中午,一个朋友找到王冀豫,“李红星被四三派捅了3刀,流血过多,晕倒了!”李红星是自己人,“四三派”是死对头。

“跟他们拼!”王冀豫拎了一根棍子出门,一起出门的还有二十几个红卫兵,他们十五六岁,棍子、木棒、大镐人手一件。

天很低,一切显得浑浊,混战中一个“四三派”男孩抡起一块砖,劈头拍向王冀豫,王冀豫左手一拦,砖落下,不偏不倚正中左手关节,一阵剧痛下他恼羞成怒,“我打死你!”

他蹿起身子,腾空跳起一米多高,举起棍子头上一抡。“呼啦”一阵风声,所有人都怔住了。

男孩却不敏感,他穿着蓝工服,“踏”“踏”“踏”地跑。棍子打在后脑,男孩像一个肉袋子似的飞出去,弹在土坡上又滚下来,又一棍子,打在前额,“你跑不了了!”王冀豫大叫,一种快感让他大笑出声。

血流出来,棍子红了,男孩一口一口吐着气,只出不进,血沫子从脖子里流出来。

王冀豫一阵眩晕,他杀人了。

一个半月后王冀豫入狱。几个窝头一碗菜汤,看不到一个油星儿,可他不掉头发了。反而逃亡的一个多月里他坐立不安,一直躲,又一直等,怕报应,更怕没报应。

入狱的10个月里,他想不通一件事儿:一切都按主席说的来,主席说革命他就革命,主席说武斗他就武斗,一切都没错,却把人给弄死了。

思前想后,有一点很肯定:主席是不会错的,一定是下面的人弄错了,没理解主席的意思。

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告诉自己。1966年4月,他在清华看到红卫兵斗王光美,她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穿着旗袍,脸上涂着红二团,红墨水抹了一嘴,“恶心极了”,他不忍心看下去,“我要是她我就自杀。”

他揪住旁边几个小喽揍了一顿,“你们把主席的意思扭曲了。”

另一次是1966年11月。“你爸完蛋了,打成走资派了!”路上有人告诉他,回到家,他没见到父亲,只知道他去喂猪,母亲去干校干活儿。“这运动里有坏人”,他想,“主席不会这样干。”

“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在回家的路上,满大街都这样喊,“我当时喊不出口,觉得有点儿肉麻”。

两年之后他没有障碍了,和大家一起大喊出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同是大院子女,宋小明也崇拜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看看这个语感,这个节奏,这个递进关系,这是学问!”

毛主席语录里许多段落,宋小明背得一字不落。

那时宋小明16岁,不上学,不上课,自由又无聊的日子里,只有打人才给他快感。有时一个卡车过来,拉上三四十个红卫兵一起去抄家,他坐在车上,无上光荣。

他眼看红卫兵抄了撒王府蒙古王爷的宅子,出来时一人手上一块劳力士。还有他的老师崔显堂,一个总戴着玳瑁眼镜的老先生,他集邮,西化教育,冬天打网球,裤衩都是亚麻的。

抄家那天,红卫兵用钢丝把老人绑在床上,龙票踩了一地,这东西老人的儿子都没摸过,老师气得连着床一起站起来。

武器有很多种,一种叫“管叉子”:一根钢管儿用机床斜着切开,头儿是尖的,切面崭新,捅起人来又平又快。再就找一棵梧桐树,把车胎绑在“丫”字树枝上,裹上石头当弹弓。

手法也有讲究,砍额头可以,脖子不行;捅大腿要捅外侧,不捅内侧,因为“外侧是静脉,内侧是动脉”,进了监狱不能招供,这叫“不抬人,不抵人”。

宋小明也受过刑,弯下身子,双手够到脚趾,一站12个小时,身上一丝不挂,站着站着看不见脚,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可他觉得光荣。蹲水牢,半夜提审,他什么都没招,出狱后照干不误,为送哥们儿件军大衣,他拎把刀子硬从别人身上抢下一件。

“这是一个江湖”,宋小明回忆说,16岁的他看来,打人是一件正义而了不起的事情。

施暴者vs受害者

“施暴者是需要受害者配合的”,吴琰说,“没有受害者,就没有施暴者,每一个受害者都应该忏悔。”

她64岁了,眼角下垂,提起少女时代一声叹息。

15岁时,她花3分钱买过一根牛奶冰棍,吃完之后怎么都不能原谅自己:“我怎么这么糟糕,受不了诱惑,愧对工农群众”,她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一边写一边流下眼泪。

吴琰的父母是中宣部干部,文革中,中宣部是第一个被打倒的中央部委。几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昨天门庭若市,今天门可罗雀,出门时一群孩子拿石子追着她打:“狗崽子!”

爸爸被关在学校,妈妈关在妇联,大哥在清华,二哥在北大,一个阿姨被赶回老家,“不许再给走资派干活儿”,只剩她一个。

没钱吃饭,她拎着袋子到菜市场捡了几根烂菜叶,批斗会散场又扛回半袋子凳子腿,全烧光了火也没生起来。

突然有一天,她看到几个同班同学走进门来,“熟人”把家里所有相片扔到地上,七大柜子的书,一部分扔进垃圾堆,一部分几毛钱一斤贱卖了,另一部分投在地上,踩上几脚,“资产阶级小姐!”

她立在房间一角,眼看母亲的照片被摔在地上,一个红卫兵一脚下去,碾了几碾。

她没有阻止,只是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多想法一个一个从她脑子里经过,千头万绪。

那不是愤怒,却比愤怒更复杂,混合着羞耻、不忍、犹豫和费解,“我没想冲上去护着那些照片,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错了。”

对16岁的吴琰来说,一切都是克制的,包括亲情。那个年代里,亲情是“不提倡”的。

她不恨这些红卫兵,相反,她急切地想让自己加入进去,想了解他们,跟上他们,接受这个逻辑,而不是站在一边。

她感到自己站在广场里,所有人都很亢奋,你打一下,我就要打两下;我喊一句,你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号。那种呐喊像一种胁迫,“只要跟着喊口号挥胳膊,你就是安全的。”

学校门口,一个同学的妈妈被当街乱打,她是个“地主婆”,扫四旧扫出来的,十三四个学生你一下我一下,就这么打死了。

死成了一件很轻易、很常见、动不动就会发生的事。和所有人一样,那时的吴琰不觉得这一切有问题。

平庸的恶

1968年末,1969年初,红卫兵风潮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切慢慢平静下来。

也有批斗会,但没那么当真了。陕北余家沟大队里,批斗是记工分的,批的男人一天记10分,被批的男人也一天记10分,10分相当于一个壮汉一天的劳动量。

批斗会当天,姑娘们穿上花衣服,媳妇们抱上孩子,一路高高兴兴。“今儿斗争你?”人们笑着问。“哦嘛,运动嘛!要有个斗上的”,谷志有笑着答。

谷志有当过大队书记,四清的时候被整下台,这次大队必须有一个人被批斗,就方便地选择了谷志有。

批斗会上,安排角色质问谷志有,无论他怎么回答,角色都作愤怒状,气氛越来越好。散会后,谷志有坐到磨盘上休息,社员端水给他喝。

一个青年过来了,他叫王克明,北京人,当年因为亲属中多人是批斗对象,没能参加红卫兵,错过了轰轰烈烈的武斗,一直觉得有些失落。

插队第一年,他最受不了的农活儿是种荞麦时的拿粪。把粪从茅缸里淘出来,满满两大桶,用扁担挑到山上,搀上土和籽种,用手拌匀,“都是‘原浆’,密度比水大多了,又沉又臭,还有蛆,活的,拿完粪又用手拿窝头。”

农活儿干得不好,政治上不能也落后,他走上前去:“谷志有!”

“哦……”

“你他妈不老实!你他妈反毛主席反革命!”几个问答后,王克明越说越气,一拳打中谷志有口鼻,谷志有一声不吭,鼻子流出血来。

王克明心里一紧,但马上告诉自己:“他是敌人”。

10年里,王克明从一个知青干到大队书记,在余家沟修造淤地大坝,拉了电线,用阶级斗争方法抓生产,学大寨,也试验过高效率的农活儿包干。那时觉得是“做了点儿轰轰烈烈的事”,但再没打过人。

但有一点,他不进谷志有的窑洞。见了面,总是比别人更冷淡些。“他有问题”,王克明一遍一遍告诉自己,理由只有一个:只有他“有问题”,我才是对的。

1978年的一天,王克明从收音机里听到,阶级斗争结束了。

他突然有种说不出是兴奋、松弛,还是别的什么,那感觉就像过电。之前他不觉得紧张,一切习以为常,可直到这一刻才发现,那根弦一直在,这时才算断了。

怀疑,从对自己开始

王克明26岁时,回北京到《农民日报》当记者,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一个农民一把抓住他的手:“王记者,你是中央来的,你可要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啊!”

乡里人说得谦卑、紧张,战战兢兢:“你说包产到户好,上面才能让我们搞,我们才有饭吃。”

大别山很穷,一张竹床一米宽,王克明和一个当地干部头对脚睡,房子四面漏风,没被子。

农民用树枝条子编成一片一片的东西,糊上泥就是墙了。一家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被子是一团灰突突的棉絮,一个没衣服穿的老太太,一冬天蜷在里面。她拉住王克明的手,泪水“哗哗”。

王克明开始怀疑自己。10年农村生活了,他信毛泽东,信人民公社,当大队书记,搞阶级斗争,可人民公社却让人穷成这样,“我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

他想学习,比任何时候都想,路上、桌上、车里,到处拿着书。有时一件大衣裹着头,一路卡车在走,风在吹,他在看,手上一本王力的《古代汉语》。

“南去的大雁,不要对北国的寒冷发出哀鸣……你我观点如冰炭不能同炉,却没有争吵,没有脸红……”1974年,这样的诗在红卫兵中广为流行。

就在那一年,王冀豫开始学吉他、下围棋、看俄苏小说。小说里俄国也在革命,他至今清楚地记得一本已模糊了书名的小说的情节:一群大兵冲进农场主家里,见到他美丽的女儿,“请你们出去”,姑娘说,一种美好和庄严震摄住了所有人,他们真的掉头离开了,走到门口想想不对,“这是革命”,回身大兵们强奸了她。

美好的力量,王冀豫也感受过,流亡的日子里他来到琼崖,住进朋友家,朋友的母亲是之前是广播台台长,后被打成右派。

每天下班后,她都干干净净地穿上长裙,戴起帽子,一到单位,一切都换掉,挂上牌子拔草,牌子上是侮辱的话。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家人吃木瓜,说话,争吵,一切都刚刚好,“我要是没杀人就好了”,王冀豫感到一种新的遗憾,这遗憾他之前有过,对张宏,而这次是对自己。

他明白了一件事,杀人之后,他和好的东西之间就永远有了一种距离。越是好,这距离就越大;反而和恶之间距离是没有的,而这距离将持续一生。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什么,之前,他一直以为失去的只是张宏而已。

这种失去吴琰也感到了。

80年代,她回城当了记者。报道一个工人搞出一项个人专利,单位却压制他。工人三下扬州,三打官司,争取他的专利。

吴琰第一次报道后,单位开除了这个工人,他为糊口,只好到大街上摆小摊。吴琰接着报道,工人的境遇更坏了,没有工作,各方面的压力都越来越大,母亲自杀了。

吴琰第三次报道了他,这次工人连家乡都呆不下去了,一张车票,跑到广州。

报道得奖了,工人的一生却彻底改变,“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为了正义,为了社会,可为了什么,就应该这样吗?”

她惊觉“为了更大的东西,失去一个生命的幸福,这就是文革思维”,她深深地厌弃自己,“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总觉得目的是一切,手段是不重要的,可以‘为了什么,不惜什么’”。

说出心里的忏悔

从50岁之后,王冀豫突然觉得不安,这不安没有由头,几乎是生理性的。

他已经老了,一只眼睛能用,另一只眼睛瞎了,这一生他当过兵,坐过监狱,开过马场,当年一起打人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的死了,只剩下他。

他开始吃不好,睡不着,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想起张宏,“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开始琢磨他。

那之后的46年里,他一直记得张宏,但每次想起他,更多的是自责,有时是不安,现在人老了,想起张宏,心态是另一样。46年了,他把张宏已想成了熟人。

他跟亡者说话,“我也不比你好哪儿去,我为你这事儿扔出一个眼睛,我也60了,到那边咱俩都一样。”

这不安是对张宏,也对张宏的家人。当年他入狱,10个月之后出来,监狱长告诉他“张宏父母保你出来的,他们说这是武斗,你也是一时失手。”

但这对父母不愿见王冀豫,40多年来,也从未向儿女提起,张宏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两人对王冀豫一无所知。

忏悔的念头有过,但说出来,对王冀豫来说还是个大事。

他开始算命了,这之前他从来不。一只手伸出来,算命先生看了看“你作过大恶”“没有”“你打死过人?”“没有”“记住,一辈子都不要打人,一打就打死”。

坐立不安的感觉又来了,46年前他感受过一次,而这次不一样,他不会再进监狱,可他害怕起自己。

“我不觉得自己有良心,一直不觉得”,父亲葬礼上他意外地哭出来,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远没有之前以为的那么坚强。

是当年一起插队的吴琰找到他。“黑子”,她叫他的小名,“朋友们要出一本书,让大家共同反思文革中做过的那些坏事,做个忏悔。”

这想法一下子击中他,“没问题!”他一口答应,“但你要催着我,我这人不会写东西。”

那是2007年,两年下来,她打过几次电话,有时王冀豫说忙,有时含含糊糊,事情就这么耽搁着,她突然觉得不对,“是不是他顾虑什么?”

王冀豫没有顾虑,但家人不许,“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说了会惹来麻烦,毕竟是一条人命!”

吴琰激他,“说了写不写,你这也是爷们儿干的事儿?你不是说你一人做事一人当?”

“写就写!”一种羞愤让王冀豫当场答应。一个晚上,他拧开台灯,坐在桌前,铺好纸,拿起笔,意外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他老了,第一次面对自己的良心,他比任何时候都更脆弱。

文章写完,发表,几个月后,一个律师来到他的办公室,“认识这个人吗?”

一张一寸照,一张户口本内页,一张死亡后的照片,三样东西摆在王冀豫面前,他一下子想起张宏,非常具体:男孩一口一口吐着气,血沫子从脖子里流出来。

他本以为46年,他可以,也已经忘了。

律师告诉王冀豫,他是死者的侄子派来的,王冀豫说让我见见他。

张宏的侄子已经三十岁了,张宏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侄子是替父亲来的。他告诉王冀豫两件事:第一,你可以忏悔,但永远不要提张宏的名字;第二,你能认账,我们佩服你,但永远不会原谅你。

王冀豫说他不要求原谅,他不配,也不能,“多大的罪,你一个道歉就完了?太轻了。”

“道歉之所以难,在于有否定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王克明说,离开余家沟15年,他经常回去,却一直不知道如何面对谷志有。这次他找到谷志有,向他说“对不起”,谷志有笑了:“嗨,运动嘛!你那会儿娃娃家,懂个甚?”

卢晓蓉、吴琰、丁珊、王冀豫、张华、李斌、陆晓娅……32个人,对当年的过错和作恶一一作了忏悔,关于出卖,关于沉默,也关于人性。

而这些忏悔当中,真正与人命有关的只有王冀豫与杨里克。

“很多真正做了大恶的人是沉默的,直到现在也是。”吴琰说起王冀豫觉得敬佩。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文革的死难者,她遍访民间,搜集名单,而杀人者往往一口否认,并从小的漏洞下手,推翻王友琴的所有逻辑。

王友琴在芝加哥讲学时,看到美国的中学生模拟文革,他们戴上红袖标,拿起鞭子,模拟现场,让每一个人喊口号甚至动手:“我觉得这个教育很好,它让你亲自感受,你在那样一个现场是什么状态,会做什么,那一刻你的人性是怎样的。”

而在中国,关于文革的反思仍然艰难。

2013年,张红兵公开忏悔,文革时他举报母亲“反革命”,致使母亲被枪决。

“了不起,多大的罪,他敢认!”王冀豫尊重,但也后怕:“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亲是反革命,我会不会举报?我想我大概会的。”

“我没有做更大的恶,只是因为没有机会”,想到这一点,他感到一种更大的不安:“不是因为你不会,只是因为你运气更好。”

吴琰也跟朋友谈起过说出忏悔,10个人当中,6个人拒绝了,吴琰没有再强求,“你不能追,不能要求,更不能强迫,忏悔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

她理解他们的抗拒。

亲身走过,她知道选择作恶那一刻,人的无奈、软弱和被动:“人性本来不恶,但在那样一个广场里,所有人的生存恐惧都被调动起来,你不举报,就有人举报你,在施害和被害中你只能选择一个,很多人就这样不得不等而下之。”

《我们忏悔》书稿出来,厚厚一摞,“我们只说自己,”宋小明说,“那都不是违心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刘丹青

摘自: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8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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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年09月10日  所属分类: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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