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从重庆政治竞争秀到中国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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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期待已久的判决终于水落石出。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都得到了济南中院的认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纷纷扰扰的政治大戏算是告一段落——如果没有更惊心动魄的后续的话。

对薄熙来的认识,可谓尖锐对立,支持者说他提倡共富、发展民生,反对者则说他专横跋扈,贪腐、践踏法治。对政治事件仅凭意识形态站队,简单容易,但现实政治远比意识形态复杂,条分缕析之后,现象之下的本质,往往呈现出更深长的别样意味。

重庆模式:光鲜而残酷的政治秀

毋庸讳言,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行为指向更高的政治地位。这种公开的政治竞争姿态在中共体系中前所未有,而“红歌与共富”则可看作这场政治竞争的口号。这口号有着现实性,根植于30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这口号有着差异性,与当下主流政治话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口号继承道统,红色意识形态,虽不再出现于日常政治话语,但却“贯穿前后30年”。

现实性带来力量,道统带来合法性,差异则意味着改变与竞争。所以“共富与红歌”口号源于工具理性之下的唯一选择,而这也是薄和毛派的区别。公允地看,这个口号,既有继承极权的落后,也有面对民意诉求的先进;既有乌托邦式的虚妄,也有北欧福利国家的真实。

在政治竞争的聚光灯之下,竞争者身上的政治压力传递到基层部门,使之供给出更多的公共品,立即改善了重庆的民生,交巡警平台、治安、廉租房等,皆出于此。从这个角度,之后交巡警平台的烟消云散,也就不难解释。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重庆模式中的民生好处,其真正的逻辑起点在于竞争政治之下的民众获取了更大的话语空间。这并不是一地、一人的贡献,而是源于整个中国民权发展大背景之下的政治竞争导致的逻辑必然。

从这个意义上看,薄熙来以唱红为道统根基,共富为现实呼吁的政治竞争,不再按部就班的在红色阶层内部吸取筹码,而是直接从民众中汲取支持,扰乱了既有的政治秩序的潜规则,触及了整个群体的利益基础。这种置个人权欲于整个群体利益之上的行为,必然招致群体的反感。与此同时,出于专断、自负、张扬的性格,薄把体制的特点发挥到极致,打黑变为黑打,践踏法治,钳制言论。政治竞争的聚光灯下,重庆模式黑暗的一面被血淋淋的呈现在国人面前,可谓天怒人怨。到这个时候,合力之下,蚁穴必溃千里之堤,济南审判,就已然是个大概率事件。

济南审判:政治竞争打破底线

济南审判受到了各方赞誉。不但有微博直播,各方法定权利也得到较为完善的保护。不过,这个法治的进步,并不是出于谁善意的想要推动中国法治,而是源于政治竞争之下的妥协。薄在高层与民间都不乏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这些政治力量的对峙下,必然需要以公开、合法的法律程序来揭露案情,争取支持。所以,在重庆,推进了民生的政治竞争,在济南,又推进了法治。

但即便如此,这仍是一场政治大过法律、潜规则问题明规则化,政治问题经济化的审判。不仅忽略重庆期间对法治、人权的践踏,经济问题也严格限于辽宁。这样的审判必然是虚弱的。所以,即使薄的自我辩护破绽百出,很多人仍然觉得“审出了一个清官来”。于是,法庭变成了被审判者的舞台,制造悲情、冤屈的政治形象。其实,只要任建宇、方洪……这些曾被投入劳教的人站在证人席上,打破这个悲情形象轻而易举。但这个时候,站在证人席上的就不仅是他们,李途纯们、兰世立们、唐慧们也就都站在了证人席上,审的不仅是薄,还有其背后的体制。毕竟,红色江山岂能和红歌分得开?薄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把意识形态的本相发挥得淋漓尽致。所谓投鼠忌器,正在于此。底线不可触及,也正在于此。竞争口号选择红歌的政治理性,也正在于此——至今,仍然庇护着他。

不过,政治竞争从来都会打破底线,消解意识形态、瓦解政治秩序。审判中揭示出来的道貌岸然背后的蝇营狗苟,一如42年前温都尔汗的爆炸,必将掀起了内心深处的变革。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宫廷政治越来越向广场政治转化,围观之中蕴藏的力量愈发重要,公开化的政治竞争必然向法治与民权中寻求根基。所以,当政治竞争的合理性得到认识,拥趸更加激烈,“打老鼠”的紧迫现实需要就会超越保护“器”的底线。这个时候,任建宇们就有机会站在证人席上。

薄熙来在法庭上的表现与其说是法庭避罪策略,不如说是政治选择。30年多年积累起来的社会不公与深埋于社会意识中的红色意识形态,曾经、现在、将来都会滋养着薄熙来们。前路迷茫,“在狱中静静等待”他的将来。但倘若20年后,真有一条“秦城小道”,绝非中国幸事,进一步的改革化解薄熙来们的土壤才是长治久安之道。那么,从重庆模式到济南审判,揭示的政改逻辑又是什么呢?

政改逻辑:政治竞争撑大的历史缝隙

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是做大蛋糕,是权力变现,从利益角度,团结一心是可能的。而经济改革后的政改,是重分蛋糕,触及既得利益,所谓凝聚共识,团结一致搞政改只是一种幼稚的臆想。

如果非要说共识,那就是红色江山意识,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此,抗拒与停滞,就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所以,只有敢于把个人权欲置于群体利益之上的人,才能以政治竞争推动法治,搅动改革前行,撑大政治改革的空间。某种程度上看,对于政改,政治竞争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

有趣而深刻的是,在政治竞争向下汲取支持的过程中,主流的民主、自由就会成为最大的声音。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却在情理之中的现象:左的、甚至红的政治力量的政治竞争,反而使“左的”与“红的”不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而一旦没有他们,政治群体就会迫不及待的重拾“使他们成为现在的他们”的意识形态体系。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政治竞争最激烈之时,不管是对重庆模式的批评,还是王立军夜奔美领馆之后的谣言四起,可谓微博上言论最自由的时候。这正是政治竞争撑大的言论空间。当政治竞争逼迫不复存在,网络话语空间就被无情打压,意识形态就成为“极端重要”的工作,谣言整治全国“亮剑”。当把贬低《甄嬛传》,花总成为嫌疑人,公安局长利用言论打击对手这些时间串联起来,对政治斗争公开化、世俗化的忌惮,并在各个层面上将之消灭于萌芽的深意就浮现出来。

这一切,如果在两年前,会被视作“重庆模式”在政治上的胜利,也就绝不可能出现。而当“重庆模式”倒掉后,重庆模式的其中一面反而毫无顾忌的蔓延到整个中国,而另一面的民生好处,由于缺乏政治竞争的推动,却付之阙如。

所以,好人与坏人的政治叙事,正统与野心家的幼稚视角,应该终了。作为民间社会,切莫把自己当成了鹬或者蚌,唯一恰如其分的,是做一个等待权威消解,社会的成长的渔翁。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薄熙来上诉,不管对他自己如何,对中国而言却是一件推动社会发展的好事。

铁桶的江山,毕竟也是人所组成,在政治竞争撑大的历史缝隙中,人性复杂幽暗的一面,便以偶然的面目出现,拍动翅膀,卷起波澜壮阔的历史,而中国的希望,正在这些历史的缝隙中艰难而倔强的生根发芽。

摘自:http://www.impactchina.com.cn/guandiankuaibao/shizheng/2013-09-22/326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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