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血性却最爱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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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乏血性,似乎可以从历史和日常生活中随处找到无数例子,但如果拉长视野,从大历史的角度,中国人似乎又是最爱造反的群体,造反次数之多,频次之密,为世界历史所仅见。绝大多数王朝的覆灭,都与各类大规模起义直接相关,陈胜吴广、赤眉绿林、黄巾张角、瓦岗寨、黄巢、红巾军、李自成……这些名字的后面,正是一个个被埋葬的王朝。

规模较小、频次更密的造反起义,就不胜枚举了。据统计,“东汉从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至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七十二年中爆发了三十六次农民起义,差不多两年就有一次。北宋、南宋共统治三百一十六年,农民起义共有三百五十八次(参见何竹淇:《两宋农民起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版),平均每年一点一二次。清代初年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前的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上述数字,引自季维龙“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多、规模大的原因”一文)。凡此种种,皆令人困惑:何以一个平时看上去缺乏血性,忍辱偷生的族群,却如此轻易地冲冠一怒,走上造反的不归路?要知道,在大一统专制之下,造反可属于十恶不赦,株连九族之罪。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民众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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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武昌起义的新军。图片来自网络。)

对比世界历史,中国的造反传统更加显得特别。日本战国时期的“下克上”、欧洲如德国闵采尔起义之类的事件,在其漫长的历史进城中,都是极为稀少的事件。在我的理解,这需要从中国独特的历史尤其是政治传统中去理解,中国是最早建立起中央集权帝国的国家,此后2000余年,虽有战乱与分裂,这一统治形态一直得以延续,“千年之狱”,长夜难明,应是解读造反频仍的关键。

欧洲与日本封建体制下小国林立,欧洲还有教会权力的存在,君主或藩主的统治并不具备至高无上的特性,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各级领主与臣民之间尽管有着上下之分,但也因各自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而形成了某种类似共同体的结构。领主固然从臣民中榨取经济资源,索取包括劳役在内的各种奉献,但也承担着诸如战争、治安、裁判等职能,这不仅使得政治统治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在事实上限制了领主对臣民的无限剥夺。

中国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则不然,经由军事征服建立的大一统体制,在其顶端是以军事力量为根本的皇权集团,其下则是严密组织的行政官僚体系,不仅在政治上严格禁止挑战,即使在日常治理中,也赋予行政官僚体系无限的权力,于官员则称“大人”,民众则无不为“草民”。一边是高度集中、高严密组织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一边则是分散、孤立、低生产水平的亿兆草民。

官民之间不仅在统治关系上呈现悬殊对立的态势,更形成了一种单向的经济攫取。专制体制以少制众,为了维持统治,多依靠专横、独断乃至残酷的统治手段,以压制民众反抗,而为了维持体制运行,又需要在经济上持续地从民众身上进行攫取。两者结合之下,大一统专制体制成为了一部集压制和攫取于一身的超级机器。

在大一统专制帝国下,这种政治悬殊对立和经济攫取的运行,也就为民众的造反埋下了种子。大一统专制体制的独大,使得官家恒大,草民恒弱,治人与治于人之间不仅泾渭分明,而且悬隔殊甚,体制可以任意作为,草民却不能有所抗争。官僚集团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的本能,随着朝代建立的时间推移,官僚体制越发膨胀,平时的万马齐喑,又进一步刺激放大了各级官僚的贪欲,对民众的盘剥也就越发严重,所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加上依附于官僚集团的各种人员的侵渔,最终必然会威胁到民众的基本生存,最终,这种扩张连同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将民众逼入到了生存的绝境的时候,造反也就成为了民众最后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没有血性与频繁造反,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其共同根源都是大一统专制体制的独大。因其独大而具有压倒性优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孤立无援,无从反抗,显得没有所谓的血性,也正是因其独大而具有压倒性优势,专制政体对民众的经济攫取就不会遇到任何可见的抵制,就不会受到约束,而是持续扩张,最终,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大一统帝国的权力无远弗届,令草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官民实力如此天壤之别,专制统治又异常残酷,但是,已到绝处,草民依旧不得不反。吊诡的是,大一统专制平时的强大,也同时也注定了其覆灭的命运。首先,大一统帝国自上而下的严密组织,将其统治推行到了其治下的每一层土地,同时也将其攫取和压榨送到了每一个臣民头上,这一统治的均质化,在平时有效地压制了民众,使其甘作太平犬,也使得各级官僚得以无所忌惮地放大贪欲,肆行压榨,而将绝大多数民众一步步地推向生存的底线,而一旦有人揭竿而起,各地的民众就会因其共同的处境和命运从沉睡中惊醒,所谓天下景从也就不期而至。纵观历代形成规模的造反,无不是起于一点,而迅速蔓延,即可为证。可见,专制统治越彻底、越完备,其造成的苦难就越普遍,后果就越具有爆炸性。大一统专制帝国与生俱来,就携带了这种自我毁灭的基因。

中国历史上造反频仍、王朝更迭的现象,也被总结为所谓的王朝周期律,早就为历代儒生们所熟知,为统治者建言献策的儒生们绞尽脑汁,试图为此开出矫正的药方,但细究其药方,不外道德性的劝诫,试图在统治阶层的内心植入约束的训令,尤其是通过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垂范,上行下效,阻止或者至少减少毫无节制的压榨攫取,以避免造反所带来的社稷倾覆。

不用说,儒生们的努力是没有效果的,这不仅因为道德的训诫在人性的贪欲面前往往是无效的,更因为儒生们没有认识到,这种王朝周期律的背后,是一种由特定统治方式所造就的正反馈机制,没有反向的制约,只有犹如癌细胞一般的单向扩张。而要结束这种正反馈,不可能仅仅依赖道德的力量,而是必须在制度运行中引入反向的力量,也就是通过社会集团之间的制度性博弈,形成约束机制,这一恶性循环才能够得以结束。用今天的术语而言,也就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宪政体制。而只要没有能够有此种制度上的安排,只要权力依旧是无约束的运行,看似没有血性的芸芸众生,转眼之间就会发出怒吼,所谓的王朝周期律,也就将再度降临。

摘自:http://dajia.qq.com/blog/26284107775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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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年09月25日  所属分类: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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