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摘要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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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但求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

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要恢复人的尊严

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来源:《时代周报》

摘自: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0/0120/article_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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