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改革不是革命,过河还得摸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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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是革命,过河还得摸石头

——有关改革“方法论”的对话(上)

现在许多人调侃“摸着石头过河”,说明明有桥在那儿,不走,非要在河里摸石头,其实是在浑水摸鱼。该怎么看?说这话的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改革不是革命,要改变体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的改革,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以渐近的方式,在试点与试错中,审慎推进。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

你听说过一个古代笑话吗?一个富翁,看见路上躺着一个人,瘦得皮包骨,问他怎么了。路人说没饭吃,饿得快死了。“真笨,”富翁哈哈大笑,“没饭吃,怎么不吃肉?”今天调侃“摸着石头过河”的人,就像这个富翁——站着说话不腰疼。

   改革与革命不同:革命是要先树立目标(比如“要过河”),提出口号(比如“不过河就等死”),大规模动员群众(比如“一到河对岸,一人一小三”),寻找捷径(比如找桥冲过去、游过去,甚至踏着同伴的尸体蹚过去)。革命不管后果,到河对岸以后,没有小三,只有荒滩,那也无妨。只是你没有小三,革命领袖可以让你老婆或女儿做他的小三。你不拥护,你就是反革命,死啦死啦嘀。

   武装革命家像屠夫,大砍大切,一刀切下去,伤筋断骨,血肉模糊。因此,自古以来,成功的革命家很多,切肉谁不会?结果,革命是成功了,社会则失败了。这种事,中国历史上还少吗?

改革与革命,有何不同?

   改革有点像动手术,技术要精,下手要轻。而且越是大手术,越不可能一刀成功,甚至不可能一次手术成功。摸着石头过河,就如同看着患部下刀,剖开胸腔之前,并不真正知道某个肿瘤一定是恶性还是良性。不过,改革与手术也有不同。

   无论给身体还是给社会动手术都会疼。不同的是,病人手术可打麻药,社会改革却无麻药可打。改革涉及的面越大部位越要害,社会的痛苦也越深,受不了,就会拒绝。这也就是为什么改革很难成功的原因之一。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找到这样一种起始的改革,不仅不带来痛苦,还能缓解痛苦,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老百姓一开始尝不到甜头的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样的改革,在顶层是设计不出来的,只能像郑板桥那样,去听听民间的呻吟。因此,摸石头,其实是为老百姓找甜头。

摸着石头过河,找到甜头了吗?

   一开始,甜头其实不用找,只要你愿意倾听老百姓痛苦的呻吟,解除他们的痛苦,就是最好的甜头。幸好邓小平和后来执政广东的习仲勋、执政安徽的万里,是愿意倾听的人。1977年11月11日,邓考察广东,有汇报说,越境逃往香港的年轻人成千上万,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要加固边境上的铁丝网、增派警察和军队。邓说,这不是安全问题,是生活水平问题,只有改变政策、改善我们这边的生活,人才不会逃。1978年,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开始推动设立经济特区,开放从此开始,逃港的人数也逐年减少。

   为了免于饿死,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搞单干,省委书记万里不仅支持,还要推广。农业部一个副部长当着万里的面批评安徽的做法,万里回答说:“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头,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为了温饱,推动了农村改革。温饱就是当时最大的甜头。

   这种有甜头的改革,也有点类似于欧盟诞生的过程。用甜头来诱导,一个较小的改革,会拖带出一个更大的改革;从具体、有限的目标,一步步导向最终目标。这个不断推进的过程,或者说,摸着石头的过程,在学术上被称为“扩展”或“外溢”效应。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化解反对力量,防止婴儿被扼杀在改革的摇篮之中。如果欧洲一开始就提出政治一体化,美国肯定不允许,所以它从六国煤钢同盟开始。

要想改革不变成革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鲁迅先生说过,在中国,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何况改变整个体制?如果一开始就在大城市启动对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在党内高层中肯定通不过。从最穷的农村单干开始改革,从最边远的渔村深圳开始开放,在改革战略上,是避实就虚。前者是农村包围城市,后者是沿海包围内地。沿海14个开放城市,从南到北,对内地形成“C”型包围;安徽、四川等省农村改革,从西向东,对长三角、珠三角、黄三角等中国最核心经济带形成“C”型包围。

   这种“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改革方法,其实是一种功能主义的改革方法:一步步释放甜头,一步步扩大共识。浦东开发区建立两年后的1992年,一直没有去过深圳的陈云,也写文章肯定特区,说“我们要从特区的经验中学习,把它们办成功”。

试点法与试错法的方式,就是渐进的和保守的改革方法吗?

   是的。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方法。商鞅和王安石,并没有在实践中验证他们改革方案的效果,就借助帝王专制权力全面推进。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不是这样,它是先试验再推广,比如安徽和四川的农村改革试点、14个沿海开放城市试点,等等。前者是专制主义的改革,是强制,是突进;后者是自由主义的改革,是自生,是渐进。

用试点的方式改革,与中国的国情有关系吗?

   当然有。中国是超大规模国家,改对了效益大,改错了,成本也大。马上有甜头的改革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改革,在开花之前,先长刺;在甜头到来之前,先有苦头。如果全面推进,一长刺,一有苦头,就缩回去了。不缩会怎么样?全国怨声载道,不是改革者被牺牲,就是支持改革的政权被牺牲。这就是说,全面推进或顶层设计的改革,不允许犯错误,一犯错误,全盘皆输。而改革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

   试点法改革,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犯错误是难免的。因为是试点,波及范围小,可控,代价也不会大。就像一个新产品,先小试,再中试,最后批量生产。小试失败,可以再试。可见,只有试点,才允许试错。如果成功了呢?就像新品种树苗,可以从苗圃里移栽到更广阔的林地里,最后长成参天大树。

在试点法改革期间,国家政策如何协调试点与非试点地区呢?

   这就是著名的“双轨制”:试点区尝试新轨,非试点区仍行旧轨。比如工资制度,开放初期,特区工资实行自己的制度,比内地工资高许多,这也是当时全国各地干部都往深圳涌的原因之一。这种诱导作用,促使更多的人抛弃旧体制,投奔新体制。因此,“两试法”(试点和试错)改革也可以称为“增量改革”:不先拆旧房子,先建新房子,让你自己搬迁。等旧房子里的人差不多搬空了,再拆不迟,不能强拆。这时候,双轨就合为一轨,当然是新轨。

                                                                                                                                        ——原载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来源:吴稼祥的个人空间

摘自:http://wujiaxiang.blog.ifeng.com/article/23898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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